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探析《祝福》的教学视点与方法《祝福》叙述视角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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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探析《祝福》的教学视点与方法《祝福》叙述视角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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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探析《祝福》的教学视点

作者与叙事者的教学视点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三。在《鲁迅日记》中，2月6日，“雨雪。休假。下午许钦文来。夜失眠，尽酒一瓶。”7日，“晴。休假。午风。无事。”鲁迅的日记以简略著称，从日记中我们不能看出究竟为什么创作祝福，但能看到写作时的心境并不怎么好，尤其是写作前一天尽酒一瓶，而且7日又没有任何人来访。而写作的这一天又是正月初三，雪后天晴，很可能引发作者的乡土之思。早在1923年7月19日，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这是一直困扰文坛的一件事，事情猝不及防，兄弟两人谁也没有说过这件事的详情，虽然当时也有几个在场的人，但都一致保持沉默，没有人说过这件事。不管其中究竟有怎样的难言之隐，但这件事对鲁迅的影响应该是深刻的。兄弟失和之后，鲁迅就搬出了北京八道湾。这所宅子是用鲁迅的积蓄和售卖绍兴祖宅祖产之钱购买的，但最后留给了周作人一家。有研究者认为，兄弟失和是鲁迅思想的一大转折点和发展点，再加上新文化运动到1923年已经基本结束，鲁迅结束了呐喊，转向彷徨，而《祝福》就是《彷徨》的第一篇。《祝福》距离鲁迅创作《狂人日记》已有6年时间，作者大声呐喊以唤醒沉睡在黑屋子里的人们，转向对呐喊者的沉思和国民性的思考。其实，作者早在呐喊初期就对国民性的麻木有了清醒的认识，但他仍然保持着一个战士的姿态，而经历过这一系列变化之后，对于作为呐喊者的知识分子以及需要唤醒的国民都有了更深的思考。

鲁迅对于呐喊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在小说中就表现在《祝福》的叙述者身上。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引导学生思考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小说中的作用。鲁迅的小说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的形式，在《孔乙己》和《伤逝》中都用到了。第一人称叙述固然是为了让读者知道我在见证着这个事件，增强真实感。但其实，第一人称叙述关注的是故事由谁讲。这个谁决定了故事的意义和价值。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可引导学生结合初中学过的《孔乙己》，这篇小说的讲述者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计，小伙计连给顾客的酒里掺水这样的事情都做不来，可见阅历甚浅，心机不密。就算这样的小伙计，对孔乙己的态度也在周遭人的影响下变得冷漠。孔乙己的世界里没有一个有温暖的人物，作为读书人的孔乙己与世界的对立就显而易见，中国封建专制压迫下的国民是如何的冷漠而悲哀，就在小伙计这个叙述者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从对小伙计这一叙述者的回顾，启发学生思考《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小说中的意义。要理解这一叙述者的意义，首先应设计讨论问题。比如，同学们，《祝福》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文中的“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作者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人作为叙述者?通过设计这个问题，启发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寻找文中有关“我”的内容，我是一个还乡者，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故乡，但故乡的人，我还认得，也还认得我，我还乡的时间是故乡鲁镇的人们过年祝福时节。这里，我的还乡似乎是为了看看亲戚和朋友，但寄居家里的鲁四老爷，似乎并不能让我感到有什么值得相见的原因，而几个本家和朋友也都不过老了些，而我刚刚来到鲁镇，却又急着想匆匆离开。那么，我究竟为什么来鲁镇，其实，我来鲁镇与我离开鲁镇，都是对故乡心存一种希望和失望。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在思想上既希望与鲁镇这个封建乡土社会决裂，但实际上又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指出，我回答有没有魂灵的问题，用的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但我又与鲁镇中的人们格格不入，正是这种矛盾，决定了我急急地来到鲁镇，又匆匆地离开，始终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正是这种渴望决裂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我面对祥林嫂的问题时没有办法给她一个满意的答案，也意味着这个问题在鲁镇这样的社会中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在鲁镇的所有人中，只有我在问祥林嫂的死亡问题，对祥林嫂的死亡表示关心，说明我对鲁镇悲惨的人物心存关心。我在有关祥林嫂的地狱之问中转向反复问自己，思考自己，又在解脱自己，安慰自己，希望自己内心安稳，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自私又冷酷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反映了封建文化对于国民的毒害之深。当学生完成对我这一叙述者学习任务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叙述者不会是祥林嫂、鲁四老爷、卫老婆子、柳妈?如果是他们，小说会出现怎样的问题?

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在讲述两个故事，一个是我的故事，一个是祥林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死亡，把我的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联系起来。对我而言，祝福分外的乏味沉闷；对祥林嫂而言，祝福正是她死亡的真正原因。

作者通过叙述我和祥林嫂的故事，可以说我和祥林嫂是作者借以反思自己的一种形式。鲁迅说过，自己在批判着别人，更在无情地解剖着自己。所以，我虽然不等于作者，但我绝不只是在说作者之外的知识分子，我小于作者，但作者中必然有我。

“我”与空间及其他讲述者的教学视点

祥林嫂的故事是“我”在讲述，但文中我与祥林嫂的直接交往是在她死前的灵魂之问。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可以引导学生从祥林嫂两次来鲁镇的叙述中研究叙事者是处在什么位置。这部分中，“我”始终隐藏在故事的后面，与开头、结尾明明白白地出现“我”又有很大的不同。这一部分，似乎是独立的一部分，在这部分，祥林嫂的故事出现不同的讲述者。我作为叙事者，在祥林嫂两次鲁镇的叙述是如何实现的?这与作者把祥林嫂的故事集中在鲁镇这一空间密不可分。一般认为，属于“我”在场的，是祥林嫂来鲁镇时，看见她的外貌，这也与文章开头“我”见到祥林嫂的外貌描写形成呼应。为了实现“我”作为叙事者这一设想，作者把人物活动的空间设计在鲁镇，具体在鲁四老爷的家中，我的活动范围也基本设定在四叔的家中。这一活动空间，生活怎样，作者在开头已经以我的视角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了。比如，祥林嫂被婆家抢走之后，四叔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发现没人做饭，就急急忙忙地寻找，但寻找的不是人而是笸箩，作者通过我的视角写出在四叔这个讲理学的人眼中笸箩比人要重要。祥林嫂第二次来鲁镇，祝福准备工作中四婶的表现以及柳妈对她的一次礼教教育，对祥林嫂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一叙事中，我似乎始终在所有人背后冷眼观察着。

鲁镇之外的故事由谁叙述，这一内容，“我”是一个转述者，具体事件由他人叙述。祥林嫂被婆婆一干人抢走再嫁的事，由卫老婆子来叙述。关于卫老婆子这一人物，有论者认为，她是鲁镇中不把祥林嫂再嫁当作污点的人，归于善人一类。有人认为祥林嫂是奸诈狡猾、能说会道的人。实际上，从文章来看，卫老婆子说：“交了好运了。”她把祥林嫂被抢走再嫁当作平常的事，这是一种庸俗的人生态度，一句话，只有活着，一切都不重要。鲁迅借卫老婆子批判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人走向极端，一是成为殉葬品，一是走向庸俗化，而高高在上的又是伪善加冷酷。可以说，卫老婆子虽然是一个小人物，但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小人物，是鲁镇人物群像中重要的一员。

祥林嫂也是自己故事的叙事者，但祥林嫂不是很爱说话，第一次来鲁镇，在别人的催问下，十多天之后，才陆续知道她来鲁镇之前的一些事情。第二次来鲁镇，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这一讲述是内向式的，把事情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她叙述自己在何家墺最悲惨的事，即儿子被狼吃了，阿毛的故事开始时感动了鲁镇的人们，后来，大家听熟了，就厌烦了，甚至头痛。祥林嫂的叙述是因为内心的悲痛，就算没人听她的叙述，她也想从其他的事物引出阿毛的故事。祥林嫂这种内向式的叙述，其实反应的是她对鲁镇人们的认识，期望有回应，又认识到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回应。贺老六的死亡事件由卫老婆子叙述，阿毛之死由祥林嫂自述，作者这么安排，一是再嫁之事在祥林嫂的思想中是件难以向他人讲述的事情，纵然被提起她会脸红，从某种意义上讲，祥林嫂嫁给贺老六，开始不愿意，后来其实愿意了，这对她来说，没有什么精神重压，她的精神压力来源于阿毛的死亡，和被赶出家门之后的无家可归。

无路可走的祥林嫂为生存所迫第二次走进鲁镇，才是她进入人间地狱的生活。在鲁镇人普遍相信魂灵的情况下，祥林嫂应该照例相信魂灵，祥林嫂自述阿毛之死，所表达的是生无可恋，期望死后能够团聚，在鬼域能够生活。而柳妈告诉她两个死鬼男人会把她锯两段，打破了她对死后的希望，四婶不让她参与准备祝福的劳动，又一次打破了她的梦，给她的精神加重一重负担。

在鲁镇这个空间，作者通过我这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塑造鲁镇人物群像，祥林嫂的故事由不同的人物参与叙述，形成多层面、立体的故事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