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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胡翊涵篇一
事迹材料是指党政军机关为了弘扬正气，表彰先进，推动工作，对本单位具有突出事迹的集体和个人整理出的文字宣传材料，属于事务公文。先进事迹材料写作属于应用写作范畴。小编整理了相关的作文范文，欢迎欣赏与借鉴。
开学第一课胡正先事迹材料【篇一】
97岁的胡正先，新制的八路军服上，挂满了勋章，虽然满头白发，但却显得精神矍铄。曾任总参三部副部长的胡老，口齿依然清晰，“这是我第一次以受阅者的身份走过天安门。我现在每天坚持锻炼，保证阅兵那天精神抖擞地接受习主席的检阅。”
说起抗战，胡正先更有着非比寻常的经历，他在延安的军委三局，保障党中央、对全军和全国各地的通信联络和情报搜集，直到抗战胜利。“用现在影视作品的说法，老爷子就是名符其实的‘听风者’”，胡正先的家人告诉记者。
党中央的“千里眼”
胡正先出生在安徽六安，12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当时我还是一个放牛娃，一个字都不识，懵懵懂懂就穿上了军装。”因为好学，他后来被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学习无线电。1938年4月他来到延安，在三局工作。
三局的前身是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始建于江西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改称三局，其主要任务是，保障党中央、对全军和全国各地的通信联络和情报搜集。抗战期间，三局组建和新建了抗日根据地的各级通信部门与通信分队;建成了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全国各地部队的无线电通信网。
“当时我们在延安城西北枣园乡裴庄村，距离毛主席长期所驻的杨家岭仅十余里。”三局在延安起步时条件非常艰苦，只有几台用水煤气、煤作燃料的发电机，但承担的任务却非常重要。“毛称我们是科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胡正先的战友左伊介绍，“我们整理出来情报给毛主席看，从空中‘偷’敌人的情报，然后译出来。我们不能离毛主席太近，也不能离毛主席太远。我们有一部分人去监听电台，一部分人负责译电码，一层层解密。”他们“偷”到的情报，包括希特勒进攻苏联、皖南事变等。
传达日军投降消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对日宣战，美军要派b25轰炸机轰炸华北、东北日军军事基地以及日本本土，因此迫切需要解放区提供气象资料。
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与军委三局谈判，达成的协议是：我军提供有经验的报务员，由美军培训气象知识。培训后每日两次向美军及军委三局提供气象情报。条件是，美军提供20吨通信器材给军委三局。
抗战时期，在延安电台最多的一是新华社，还有就是军委三局。新华社需要收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德新社等的广播新闻，重要的信息一般都由军委三局通知各解放区。
1945年8月8日凌晨2时，新华社收听到路透社播发的新闻：“russian declared war on japan”(苏联对日宣战)，7天后，新华社电台收听到美联社急促的播出：“japan surrender!”(日本投降)。
“党中央立即命令三局电台，通知各解放区：‘接受日伪军投降，扩大根据地’。各根据地的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广大群众，接到命令，立即把敌人的炮楼包围起来，接受日伪军投降。事后各解放区纷纷致电中央，称赞命令及时”，胡正先回忆道。
尽管已经是97岁高龄，但胡正先依然活跃在讲台前，给现在的90后大学生讲述抗战的故事。20xx年9月起，中央宣传部会同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等部门联合组建纪念抗战胜利宣讲团深入高校和社区，胡正先是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
“抗日战争时，我身边的战友没有一个人当逃兵，大家不怕困难和牺牲，一次次投入战斗。这种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对我的影响深入骨髓。”每当讲到这里，胡正先都会哽咽。“如今我们部队条件好了、经费充裕了，但是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色不要丢，要不断发扬光大，一代一代传下去。只有祖国强大了，只有国防强大了，才会不让历史重演。”胡正先说。
开学第一课胡正先事迹材料【篇二】
从小跟着部队 十几岁开始学习无线电技术
我老家是安徽六安县石板冲，那个时候我生活在白区，帮人放牛。当时有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找到我，让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我只有12岁，一个放牛娃，也不识字，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共青团，只是听着好，就入了团。那时候我的任务就是给组织送信，党的地下组织开会的时候我放哨等，做一些外围的事情。
我刚参军的时候，是在地方上的特务连。特务连的工作主要是筹款、找武器、搜集信息，所以经常在白区活动。我那个时候年龄太小，无法单独活动，到白区太危险，就把我调回了独山县保卫局看守连，负责看守犯人。后来因为要转移，把保卫局改编到野战部队，还是因为年龄太小，野战部队不要我们这些小娃娃，就动员我们都回家。我当时坚持不回，就跟着部队走，部队走到哪，我就跟到哪，你不要我，我也跟着走。当时有一部分小娃娃回家了，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回家，一直跟着部队。
后来，部队改编，我在红九军指挥部呆了有大概一年。在打到云山这个地方，政治部的共青团书记找我谈话，问我读没读过书，识不识字，我说不怎么识字。于是他拿了张纸给我，让我把认识的字都写到纸上。我磕磕巴巴的写了不到400字，说就这些了。他说还可以，就把我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去学无线电。
我们1934年4月份开始学无线电，学了差不多有七八个月。训练班上的老师就只有一个教员，是高中生，他懂无线电，但是没实际操作过。比如说，他知道无线电是用点符号组成的，如何通报也懂，但是好多简语他就不懂了。所以我们以后到了电台不能工作。
后来，快毕业的时候，电台要通讯员，我就过去了。电台台长听说我是专门学无线电的毕业生，就让我上机器见习去。敌人叫个符号，我能听懂，敌人一发“简语”，我就不懂了。电台台长说，你们怎么搞的，电报都没学过。我说电报学过了，但是不懂简语，这些都没教。所以，我那会就没有做电台的工作，在电台当了通讯员。
后来在四川天全这个地方，总部又办无线电培训班。台长就把我又送到无线电培训班上去了，我就只好又开始学习无线电技术。这个时候教员是内行，是从国那边俘虏过来的。这一期十七八个学生毕业了，毕业考试的时候，我的电码收报考试不及格，所以别的学生都毕业走了，我没有走了，跟着第二批学习班继续学习。就这样一直学到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西路军浴血河西走廊 伤病员遍野
会师以后，当时中央考虑到，陕北这个地方很小，解决不了吃的，没有人员补给，没有装备，好多问题解决不了，不适合做根据地，再加上国调了几十万大军围攻，所以中央考虑分出一部分部队执行“宁夏计划”，从宁夏经过“内蒙”到“外蒙”，从“外蒙”与苏联取得联系，以便获取苏联方面的战略物资。
所以，当时就让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中央红军的第五军团，马上西渡黄河。但是当后续部队准备过河的时候，被国给堵了。我们过了河之后只有两万多人，于是继续西行。没想到一过黄河，就与西北军阀马步青的一个师碰了头。当时我们将马家军围在一个土围子里，为免事端，我们跟他们说，我们就是借路，不消灭他们，我们就用“过路”这个说法一直用到了凉州城(今武威)，基本没有怎么打仗。
但是过了凉州之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央当时考虑，让西路军在永昌这个地方先不要走，停下来。所以我们就留在永昌和凉州之间开辟新的根据地。西路军的留下，让马步青感到了威胁。此后40余天双方磨擦不断，青海的马步芳也调集部队一起围攻西路军。打了40多天的仗，打得很辛苦，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已经是寒冬，西路军缺衣少食，人困马乏，伤病又多，西路军损失超过6000人。后来，等到西安事变解决以后，中央又来电说继续往西走，不要到宁夏去了，顺着甘肃这条路到新疆去，从新疆接通国际关系。那时候，同苏联已经联络通了，要给一批武器。所以让西路军到新疆去。
离高台不远的地方，有个倪家营子，倪家营子是甘肃到新疆公路边一处大沙洲，由四十多个围子组成，四周都是沙漠。五军住在高台,三十军、九军、总部都住在倪家营子。我们部队就在这里面待下了。在这个地方，爆发了高台战役。我们在这停了40多天，天天跟马步芳、马步青打仗。人家是骑兵，有后援，资源充足，我们却没有吃的，连水都喝不上，天气又很冷，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子弹。当时按照配备，三十军每支枪是25发子弹，九军每支枪是20发子弹，五军每支枪是5发子弹，而且没有重武器，只有步枪。一过了黄河，就一直打，没停，所以子弹都基本上打完了。敌人来了以后，我们都拿起战刀跟敌人拼。还有把敌人的耳朵、鼻子都咬掉的，也不松口。在倪家营子，我们最后守不住了，这个时候，传来消息说中央派了援西军来支援我们，叫我们边打边往东返。于是我们就从倪家营子出发，大概往回走了1天，打了个胜仗，消灭了马家军1000多人。
这个时候西路军有的人脑子有点“热”，说我们能够继续前进，不用等援军，所以我们又返回了倪家营子等待援军，但是最终也没能盼到援西军。总部只得下令撤离，往条件更加恶劣的祁连山而去。 撤离当晚，敌人把我们围住了。突围时候，战斗异常激烈，伤病员躺得满地都是。天又冷，我们医护人员就在病员周围烧了一些草来取暖，但也不顶用。后来有的伤病员就说，“你们快走，不用管我们了，我们是不能走的人，你们在这等着也走不了。”伤病员都劝我们赶快离开，我们做了最后告别，大家都流着眼泪。但是没办法，带不了他们，只得把他们留在原地，后来，“马家军”将这些受伤将士悉数杀害。
兵败祁连山 悲壮西路军
我们步行走了1天1夜，走到靠近祁连山的梨园口，敌人当时也到了这里，结果又战斗。我们九军2个团都被敌人打败了，以后三十军又伤了2个团，虽然人员不多，但损失也不小。到了天黑我们到了康龙寺，敌人也追到康龙寺，我们就上了康龙寺的山，山并不大，也不陡，但因为是晚上，敌人也不敢冲，我们也准备了所有的力量来“迎接”他们，准备应战。
这个山上有个石窝子，西路军的首长在这个地方召开了干部会议，商量怎么办。我们现在剩下三四千人，如果我们绑到一起，会生活困难，吃的也没有，又这么冷，又没有子弹。所以商量的结果是分散。叫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因为他们跟着部队的话目标会比较大。
然后我们分成3个支队，一个左支队，一个右支队，一个中支队。每个支队大概800-1000人，左支队往西，右支队往东南，中支队就地打游击，当时这3个支队就分散活动了。中支队里，都是老的、小的、妇女，就是这些人组成的支队，有1000多人，也有几支枪，一支枪一颗子弹。敌人来了就是掩护其他支队好离开。中支队后来叫敌人给冲散了，右支队也给冲散了。
敌人知道有个左支队，但一直没找到我们，我们在祁连山里面走，敌人不知道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我们一边走，一边防。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部电台，专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可以看到敌人部队派人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们搞的很清楚。我们在祁连山里面走了40多天，山里面没有人烟，都是雪山，我们40多天没有吃过一口粮食。这个地方天气恶劣，海拔都是4000米左右，冰天雪地的，我们很多人穿的都是单衣，这在40多天里面，我们也有不少减员，都走不动了。
我们在这里的确是比较困难，有的同志也不想走，想脱队到延安。那个时候太苦了，就连我当时的思想都是只要能够吃一顿饱饭，睡一夜好觉，死了也可以。病号不能走了怎么办，也不能抬，自己都饿的走不动了，就只好在那里就地安置了。虽然人走不动了，但是还没有死，没有死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剥的羊皮的什么东西给他盖上，他就躺在那里就休息，也可能以后他慢慢的好了，也可能就那么走了。
快出山的时候，到了一个叫石堡城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一个当地的好人，给我们弄了点粮食，捐助了一点牛羊肉，我们在这里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到了安西。当地群众特别好，我们还没到安西的时候，就有老百姓骑着毛驴来送信，说安西城里有敌人一个团，还有骑兵，不让我们打。但我们也搞不清这个消息的准确性，我们自己了解的是一个排，怎么会是一个团呢?后来我们就打了，一打，结果发现敌人是一个团。安西我们没有打下来，还受了一些损失，后来部队就马上撤下来了，就住在了安西的西边。我们一住下，敌人就把我们给堵住了。我们打开门突围，到了白屯子，刚准备在这休息，敌人的骑兵就追到了，我们在这跟敌人一直战斗到天黑，敌人就攻上来了，我们抵挡不住了，部队就散了。
我们当时被打散的战士，有的在南边山上，有的在北边山上，都在山里隐蔽起来。我们在的这个山是石头山，沟里面的石窝窝还有雨水，我们三十多人那一天都喝上了水。而我们对面那个山都是沙丘没有水，他们只好喝自己的尿，尿一点喝一点，最后都尿不出来了。
天黑以后，我们都下山了，但当时也害怕，结果对面山上的人把我们当敌人，我们也把对面的人当成了敌人，大家一惊又散了。散了以后，感觉不像是敌人，也没开枪，以后慢慢就试着喊话，一通消息说都是自己人，这下集合到一起了。后来我们都三五成群的顺着这个大路往新疆走。
到了星星峡(河西走廊入东疆的必经之处，素有新疆东大门“第一咽喉重镇”之称)，陈云、滕代远他们在那等我们，这个地方有我们的党代表，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集合，大概400人，算是回到了家了。
“甘肃的群众非常好”
西路军的这些伤员，有不少都被马家军杀了。但是也有些伤员被当地群众收养了。我知道有一位同志，当时在战场上头上被砍了3刀，就昏过去了。到了晚上醒过来之后，发现头上身上都是血，他一直爬爬到一个老百姓家里去，老百姓把他收留了。后来送到山上的洞里去，天天给送饭，给治病。老百姓家里的孩子知道以后，从外面买来了药，给治疗。这种情况不止一两个，这个人调养好了之后，到了兰州办事处，我从新疆回来到兰州办事处遇到他，见他头上三道缝，每道缝都能大到把指头塞进去，命大。这种情况很多，我们好多当时被打散的伤病员都被老百姓收留了。
有一年我到青海去参加一个活动，当时青海甘肃就有好多被打散的人员去见我们。都是老百姓把他们掩藏下来，然后治好，在当地扎根。
甘肃的群众非常好，那个时候，那么困难，他们还给我们找吃的。那时候甘肃很穷，想象不到，十七八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我们当时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问老百姓，怎么看不见你家姑娘出来玩?老百姓说，不瞒你们说，我们家就一条裤子，我们穿了，姑娘就没的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掩护我们的人。
前几年我又回去，碰到好多老百姓，他们说，当时甘肃穷啊，现在好了，现在我们的生活比当时好多少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