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慧庆寺玉兰记原文节奏划分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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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庆寺玉兰记原文节奏划分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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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庆寺玉兰记

清代：戴名世

慧庆寺距阊门四五里而遥，地僻而鲜居人，其西南及北，皆为平野。岁癸未、甲申间，秀水朱竹垞先生赁僧房数间，著书于此。先生旧太史，有名声，又为巡抚宋公重客，宋公时时造焉。于是苏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载酒来访者不绝，而慧庆玉兰之名，一时大著。

玉兰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数丈，盖二百年物。花开时，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兰一株，为人所称。虎丘繁华之地，游人杂沓，花易得名，其实不及慧庆远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为重客，则慧庆之玉兰，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门昼闭，无复有人为看花来者。

余寓舍距慧庆一里许，岁丁亥春二月，余昼闲无事，独行野外，因叩门而入。时玉兰方开，茂密如曩时。余叹花之开谢，自有其时，其气机各适其所自然，原与人世无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为盛衰也。今虎丘之玉兰，意象渐衰，而在慧庆者如故，亦以见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也。花虽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记之。

慧庆寺离阊门有四五里的距离，位置偏僻，附近很少有人居住。寺的西南面和北面，都是平坦的田野。康熙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之间，秀水朱彝尊先生租了几间僧人的住房，在这里著书立说。朱先生曾是旧时的太史官，很有名望，又是江苏巡抚宋公的贵客，宋公常常来登门拜访。于是苏州的上层人物由于巡府所看重的客人这层缘故，带着美酒佳肴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于是慧庆寺玉兰的名声，一时间大为著称。

玉兰栽在佛殿的下面，一共有两株，好几丈高，大概有两百多年了。花开时，花朵密集繁盛，看上去就像堆砌的白雪。虎丘山也有玉兰一株，历来被人们称道。虎丘是繁华的游览胜地，游客来往众多，所以那的玉兰花容易出名，其实远远不如慧庆寺的这两株。如果不是朱先生因有太史的名望而成为贵客的话，那么慧庆的玉兰，可能会没有人知道。过了很久，朱先生离开了，寺门白天也是关闭着，不再有人专为看花而来了。

我的寓所离慧庆寺一里多，康熙四十六年的初春二月，我白天闲来无事，独自在野外漫步，便敲开寺门进去。时值玉兰刚开，茂盛繁密与过去并无二样。我赞叹花开花落，自有一定的时节，开谢盛衰的气运机遇各自适应自身的自然规律，原本与人事无关，并不因人对它的知遇与否而决定它的盛衰与否。现在虎丘的玉兰，形神逐渐衰败了，而在慧庆寺的依然如故，由此也可见虚名是靠不住的，而幽居独处潜在厚实的却可以保持久远。花虽然轻微，而所寓含的事物盛衰的道理还有让人可以感悟的方面，所以作文记下来。

慧庆寺距阊（chāng）门四五里而遥，地僻而鲜居人，其西南及北，皆为平野。岁癸未、甲申间，秀水朱竹垞（chá）先生赁（lìn）僧房数间，著书于此。先生旧太史，有名声，又为巡抚宋公重客，宋公时时造焉。于是苏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载酒来访者不绝，而慧庆玉兰之名，一时大著。

阊门：苏州城的西北门。癸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甲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朱竹垞：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初文学家。著有《曝书亭集》。赁：租。太史：古代史官称太史。朱彝尊曾被授检讨（史官的一种）之职，入史馆修明史。宋公：宋荦，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重客：贵客。造：登门拜访。

玉兰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数丈，盖二百年物。花开时，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兰一株，为人所称。虎丘繁华之地，游人杂沓（tà），花易得名，其实不及慧庆远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为重客，则慧庆之玉兰，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门昼闭，无复有人为看花来者。

虎丘：在苏州阊门外，为苏州游览胜地之一。相传吴王阖庐葬此，名胜古迹有虎丘塔、云岩寺、剑池、千云石等。杂沓：众多杂乱的样子。

余寓舍距慧庆一里许，岁丁亥春二月，余昼闲无事，独行野外，因叩门而入。时玉兰方开，茂密如曩（náng）时。余叹花之开谢，自有其时，其气机各适其所自然，原与人世无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为盛衰也。今虎丘之玉兰，意象渐衰，而在慧庆者如故，亦以见虚名之不足恃（shì），而幽潜者之可久也。花虽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记之。

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曩：昔，以前。气机：气运。恃：凭靠。幽潜：指幽居避世。物理：事物盛衰的道理。

这篇文言文在写“慧庆寺的兰花”时，特意提到了“虎丘的玉兰花”，目的就是进行对比。第一处是用“虎丘的兰花”因地处繁华之地容易得名和“慧庆寺的兰花”因地处偏僻之地而不为人知来对比；第二处用“虎丘的兰花”“意象渐衰”和“慧庆寺的兰花”“茂密如曩时”来对比，以此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情感。明为写花，实际上是写世事的不平：庸劣者因居“繁华之地”而易得名，俊杰者以“地僻而鲜居人”却几被埋没。文章末尾以虎丘玉兰“意象渐衰”而慧庆寺玉兰盛如曩昔，揭示出“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的道理，既表明了作者对美好事物被弃置的感慨，更表现他努力发现美好事物的热情。写得耐人寻味，读来发人深思。

作者从慧庆寺兰花的遭遇，感受到人世的道理，联想到那些庸劣者以地位权势而高举，俊杰者以不得其地势而埋没的现实，指出了“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也”的道理，借写花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之气，更表现他努力发现美好事物的健康上进的`热情。这不只是写了一个被压抑的狂士才子对于自然山水的感受，更写出“这一个”举世皆弃而又不甘消沉的灵魂。它并不是将读者引向宁静的福地洞天，而是促使人们积极向上，去作美的追求。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忧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1]戴名世20岁授徒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诵。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赵、齐、鲁、越之间。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二年二月初十日[2]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戴名世散文选集戴名世，1653年三月十八日（4月16日）生，幼时家境相当贫寒，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窘困多艰的时期，也是一个发愤立志的时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不仅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他“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戴名世六岁开蒙就读，十一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执教

戴名世十三年的开馆执教，使其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明清之际炽热的民族思想推动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时期就日渐树立起“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戴名世遗文集戴名世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侯门之裙”，因此只能过着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后，他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使达官贵人们侧目。戴名世与方苞等人的结合，是以针砭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他们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戴名世《北行日记序》）。这毫无疑问招来了公卿大夫们的仇视和攻击。而他们在古文创作方面的长期切磋研讨，也有力地推动了古文的发展；他们的古文创作实践，又哺育着桐城派的诞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当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正是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两百多年，却也使他遭致杀身大祸。

晚年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1713年二月初十[2]（3月31日）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原因。满清贵族入关掌握中原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但“剃发”、“圈地”等一系列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乃使人心思变，清统治颇为不稳。于镇压后，清廷又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以严厉钳制，动辄屡兴大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他们认为不驯服的知识分子进行酷烈的镇压。戴名世遂罹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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