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慧庆寺玉兰记原文节奏划分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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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庆寺玉兰记原文节奏划分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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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庆寺玉兰记

清代:戴名世

慧庆寺距阊门四五里而遥,地僻而鲜居人,其西南及北,皆为平野。岁癸未、甲申间,秀水朱竹垞先生赁僧房数间,著书于此。先生旧太史,有名声,又为巡抚宋公重客,宋公时时造焉。于是苏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载酒来访者不绝,而慧庆玉兰之名,一时大著。

玉兰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数丈,盖二百年物。花开时,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兰一株,为人所称。虎丘繁华之地,游人杂沓,花易得名,其实不及慧庆远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为重客,则慧庆之玉兰,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门昼闭,无复有人为看花来者。

余寓舍距慧庆一里许,岁丁亥春二月,余昼闲无事,独行野外,因叩门而入。时玉兰方开,茂密如曩时。余叹花之开谢,自有其时,其气机各适其所自然,原与人世无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为盛衰也。今虎丘之玉兰,意象渐衰,而在慧庆者如故,亦以见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也。花虽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记之。

慧庆寺距阊门四五里而遥,地僻而鲜居人,其西南及北,皆为平野。岁癸未、甲申间,秀水朱竹垞先生赁僧房数间,著书于此。先生旧太史,有名声,又为巡抚宋公重客,宋公时时造焉。于是苏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载酒来访者不绝,而慧庆玉兰之名,一时大著。

慧庆寺离阊门有四五里的距离,位置偏僻,附近很少有人居住。寺的西南面和北面,都是平坦的田野。康熙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之间,秀水朱彝尊先生租了几间僧人的住房,在这里著书立说。朱先生曾是旧时的太史官,很有名望,又是江苏巡抚宋公的贵客,宋公常常来登门拜访。于是苏州的上层人物由于巡府所看重的客人这层缘故,带着美酒佳肴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于是慧庆寺玉兰的名声,一时间大为著称。

玉兰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数丈,盖二百年物。花开时,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兰一株,为人所称。虎丘繁华之地,游人杂沓,花易得名,其实不及慧庆远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为重客,则慧庆之玉兰,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门昼闭,无复有人为看花来者。

玉兰栽在佛殿的下面,一共有两株,好几丈高,大概有两百多年了。花开时,花朵密集繁盛,看上去就像堆砌的白雪。虎丘山也有玉兰一株,历来被人们称道。虎丘是繁华的游览胜地,游客来往众多,所以那的玉兰花容易出名,其实远远不如慧庆寺的这两株。如果不是朱先生因有太史的名望而成为贵客的话,那么慧庆的玉兰,可能会没有人知道。过了很久,朱先生离开了,寺门白天也是关闭着,不再有人专为看花而来了。

余寓舍距慧庆一里许,岁丁亥春二月,余昼闲无事,独行野外,因叩门而入。时玉兰方开,茂密如曩时。余叹花之开谢,自有其时,其气机各适其所自然,原与人世无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为盛衰也。今虎丘之玉兰,意象渐衰,而在慧庆者如故,亦以见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也。花虽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记之。

我的寓所离慧庆寺一里多,康熙四十六年的初春二月,我白天闲来无事,独自在野外漫步,便敲开寺门进去。时值玉兰刚开,茂盛繁密与过去并无二样。我赞叹花开花落,自有一定的时节,开谢盛衰的气运机遇各自适应自身的自然规律,原本与人事无关,并不因人对它的知遇与否而决定它的盛衰与否。现在虎丘的玉兰,形神逐渐衰败了,而在慧庆寺的依然如故,由此也可见虚名是靠不住的,而幽居独处潜在厚实的却可以保持久远。花虽然轻微,而所寓含的事物盛衰的道理还有让人可以感悟的方面,所以作文记下来。

慧庆寺距阊(chāng)门四五里而遥,地僻而鲜居人,其西南及北,皆为平野。岁癸未、甲申间,秀水朱竹垞(chá)先生赁(lìn)僧房数间,著书于此。先生旧太史,有名声,又为巡抚宋公重客,宋公时时造焉。于是苏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载酒来访者不绝,而慧庆玉兰之名,一时大著。

阊门:苏州城的西北门。癸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甲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朱竹垞: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初文学家。著有《曝书亭集》。赁:租。太史:古代史官称太史。朱彝尊曾被授检讨(史官的一种)之职,入史馆修明史。宋公:宋荦,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重客:贵客。造:登门拜访。

玉兰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数丈,盖二百年物。花开时,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兰一株,为人所称。虎丘繁华之地,游人杂沓(tà),花易得名,其实不及慧庆远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为重客,则慧庆之玉兰,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门昼闭,无复有人为看花来者。

虎丘:在苏州阊门外,为苏州游览胜地之一。相传吴王阖庐葬此,名胜古迹有虎丘塔、云岩寺、剑池、千云石等。杂沓:众多杂乱的样子。

余寓舍距慧庆一里许,岁丁亥春二月,余昼闲无事,独行野外,因叩门而入。时玉兰方开,茂密如曩(náng)时。余叹花之开谢,自有其时,其气机各适其所自然,原与人世无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为盛衰也。今虎丘之玉兰,意象渐衰,而在慧庆者如故,亦以见虚名之不足恃(shì),而幽潜者之可久也。花虽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记之。

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曩:昔,以前。气机:气运。恃:凭靠。幽潜:指幽居避世。物理:事物盛衰的道理。

这篇文言文在写“慧庆寺的兰花”时,特意提到了“虎丘的玉兰花”,目的就是进行对比。第一处是用“虎丘的兰花”因地处繁华之地容易得名和“慧庆寺的兰花”因地处偏僻之地而不为人知来对比;第二处用“虎丘的兰花”“意象渐衰”和“慧庆寺的兰花”“茂密如曩时”来对比,以此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情感。明为写花,实际上是写世事的不平:庸劣者因居“繁华之地”而易得名,俊杰者以“地僻而鲜居人”却几被埋没。文章末尾以虎丘玉兰“意象渐衰”而慧庆寺玉兰盛如曩昔,揭示出“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的道理,既表明了作者对美好事物被弃置的感慨,更表现他努力发现美好事物的热情。写得耐人寻味,读来发人深思。

作者从慧庆寺兰花的遭遇,感受到人世的道理,联想到那些庸劣者以地位权势而高举,俊杰者以不得其地势而埋没的现实,指出了“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也”的道理,借写花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之气,更表现他努力发现美好事物的健康上进的`热情。这不只是写了一个被压抑的狂士才子对于自然山水的感受,更写出“这一个”举世皆弃而又不甘消沉的灵魂。它并不是将读者引向宁静的福地洞天,而是促使人们积极向上,去作美的追求。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忧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1]戴名世20岁授徒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诵。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赵、齐、 鲁、越之间。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二年二月初十日[2]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戴名世散文选集戴名世,1653年三月十八日(4月16日)生,幼时家境相当贫寒,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窘困多艰的时期,也是一个发愤立志的时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不仅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他“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戴名世六岁开蒙就读,十一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执教

戴名世十三年的开馆执教,使其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明清之际炽热的民族思想推动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时期就日渐树立起“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戴名世遗文集戴名世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侯门之裙”,因此只能过着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后,他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使达官贵人们侧目。戴名世与方苞等人的结合,是以针砭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他们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戴名世《北行日记序》)。这毫无疑问招来了公卿大夫们的仇视和攻击。而他们在古文创作方面的长期切磋研讨,也有力地推动了古文的发展;他们的古文创作实践,又哺育着桐城派的诞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当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正是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两百多年,却也使他遭致杀身大祸。

晚年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1713年二月初十[2](3月31日)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原因。满清贵族入关掌握中原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但“剃发”、“圈地”等一系列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乃使人心思变,清统治颇为不稳。于镇压后,清廷又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以严厉钳制,动辄屡兴大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他们认为不驯服的知识分子进行酷烈的镇压。戴名世遂罹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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