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四川古人类文化遗址四川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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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古人类文化遗址四川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篇一

四川，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简称“川”或“蜀”，省会成都。川是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结合部;是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南亚东南亚重要交汇点和交通走廊;是大熊猫的故乡，被誉为“天府之国”。

在秦王朝将四川地区纳入版图以前，这里存在着蜀和巴两个古老的王国，蜀控制着盆地西部的平原地区，巴则占据着盆地东部的岭谷地区。据史学家研究，四川盆地内自夏代后，一直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国控制的区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古蜀文化系统——即使不计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宝墩文化，也先后经历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和青羊宫文化(即巴蜀文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连续、稳定且持久。正由于四川盆地文化传统的高度稳定，使得秦灭巴蜀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一地区的文化仍然以其确定的方向和惯性继续保持。

蜀既是一个古国的称号，同时也是一个古代族群的称号，该王国尽管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个王朝，但“蜀”这一称号却贯穿始终。正因此，“蜀”这个名称给后来四川的人们以极深的印象。之后在四川割据的地方政权，如刘备建立的蜀汉、王建建立的前蜀、孟之祥建立的后蜀，每每沿用“蜀”这一古老称谓。

在秦王朝的直接统治下，四川与王朝中心的联系加强。秦王朝又通过原先蜀的中心成都，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传播到整个四川及周围地区。在秦朝覆灭后的楚汉战争中，四川是汉王朝建立的后方基础和依托，成都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地位日渐重要。至西汉中后期，四川已是全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正如严耕望所说：“史公《货殖列传》述巴蜀物产之饶，但尚未称成都为‘一都之会’，《盐铁论》亦未列入‘天下名都’。至西汉末年，蜀郡已为全国人口稠密地区之一，成都一县著籍民户七万六千余，仅次于长安;加以工商发达，已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列为天下五都，为当时长江流域唯一之第一等大都市。”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其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到汉景帝时期，庐江人文翁担任四川长官，创办学校，开全国风气之先，齐鲁儒家学说从而风行四川，彻底改变了古蜀传统。《汉书·循吏列传》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今天，我们在分布广泛的汉代崖墓、

雕刻

精美的汉代石阙、特色鲜明的汉墓装饰(画像砖和画像石)以及造型生动的随葬陶俑等遗存中，都能领略到大汉时期四川独有的区域文化特色和艺术价值。

四川是容易使人产生神秘感的地方。三星堆出土的三具凸目尖耳大铜面像，其原貌就是人首鸟身的大神。在三星堆人的宗教观念中，太阳神是天上的神祇，地上有主管人间的神祇，在天神与地神之间，可能还有一位掌管云

雨水

气的神祇。三星堆三具人首鸟身的神祇，很可能与后来早期道教的天、地、水“三官”有着某种源流关系。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宇宙最本源的东西，被老子归结抽象为“道”，并比喻为形象的“水”，有了水，才会有天地。也许正因四川盆地有着这样深厚古老的宗教氛围，这里才成为早期道教形成的重要地域之一。

当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佛也被作为道教的仙佛之一而得以采用。在彭山县东汉崖墓中，在汉墓出土的铜制摇钱树上，我们都能看到早期佛像的身影。但直到刘宋时期，受当时南北方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影响，四川才出现了较成熟的佛与道教造像，这种造像形式和风格以该区域的首府成都为中心迅速蔓延开来。

作为宗教造像的重要类别之一，石窟寺观及摩崖造像需要有适合的山体崖面、强烈的宗教驱动、流行的开窟造像风气和稳定的社会经济为基础，而诸多条件蜀地兼备。四川盆地中广泛分布着石质细腻的山体，自东汉以来，就有开凿崖洞作为墓葬的传统。四川佛教在汉晋时已有传布，南北朝时期更成为一种普遍信仰，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佛教造像风气传入四川以后，佛教徒以及稍后的道教徒就纷纷在山间崖壁开凿窟龛，建立石窟寺观。从安史之乱开始，尤其是黄巢攻克长安之后，一直到北宋前期，中原凋敝，四川却政治平稳、经济发展.西京长安甚至东京洛阳的文人和佛道教徒翻越秦岭巴山来到了四川盆地，依托此地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将四川的文化、宗教和宗教艺术推至发展的高峰。唐末至宋初，四川盆地一度成为全国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心，影响所及，北至河西敦煌，南到南诏大理。四川盆地的石窟寺观在全国分布最密集，摩崖造像在全国数最多，宗教类型和题材内容广泛多样，并且在中国北方地区石窟造像之风普遍衰落以后延续发展并达到高潮。广元石窟、巴中石窟、安岳石窟、大足石窟，都在中国佛教史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由于唐代直至南宋，蜀地长期承平，加上宋朝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四川官民对于战争已经全然失去了防范意识，军事防御形同虚设。当蒙古大军南下，大部分四川州县迅速为蒙军攻占。元朝平定四川后，富庶的川西平原板荡灰烬，首府成都已为废墟。先前唐宋的流风余韵，余息奄奄，但尚有几分精神。最大的劫难开始于明末清初，半个世纪的战火纷飞，让四川的社会经济体系被彻底摧毁。四川固有的

传统文化

已经基本中断。延续了千年的成都文翁石室，在战火中失去了踪迹，这是四川秦汉以来文化传统中断的一个标志。

所幸，今人还能在博物馆、在深藏于巴蜀山岭间的石窟寺观、在山野田间的一院墙间，感受曾经的蜀风汉韵、唐宋遗音，在无数自然灾害、人间战争和““””劫后余生的这些丰富的文物和遗迹，让四川成为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它们对华夏文明的意义深远而重大。在经济飞速发展、

持续升温的现实中，如何更好地认识、保护和珍惜这些祖先留下来的财富，是考古工作者和公众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至于四川的另一半——包裹着四川盆地西半部的川西北高原，给居于盆地内的人们无数想象。

传说

最早统一中国中心地区的创始人夏启及其父大禹就生于川西北山区，岷山之下还有大禹出生地“石纽村”、“刳儿坪”等圣迹(西汉扬雄《蜀王本纪》)，以至秦汉时期被流放四川的人们，都要美化自己是“追随大禹的足迹”。早在史前时期，进入成都平原的古蜀人，也认为自己的祖先或祖先神蚕丛居住在“岷山石室”。他们想象在这终年积雪的高山上，一定居住着比大禹、蚕丛更伟大的神祇。这个大神先是被想象成具有几分自然神色彩的太阳落山后所栖息的巨大神树(三星堆的大铜神树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下的创造)，以后又被想象成老虎形状的“开明兽”和“西王母”，最后演变成坐在龙虎座上、拥有长生不死药的美女形象“西王母”。

顾颉刚等学者归纳中国远古神话有两大系统：以西方高山为背景的昆仑神话和以东方大海为背景的蓬莱神话，而壮丽的昆仑神话便是四川先民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

十年前的五月，千年不遇的特大地震突袭四川，中华文明的美丽摇篮，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顷刻间支离破碎、伤痕斑斑，这是文化遗产之殇，中华文明之痛。十年后的今天，昔日的灾区早已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实现美丽蝶变，文化遗产焕发勃勃生机、更有尊严，文物保护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人民更幸福、生活更美好、四川更美丽。

一

灾难中站立，危难中崛起。巨灾面前、国务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和全国文博同仁的倾情援助下，在艰苦卓绝中遏制灾情，在攻坚克难中抢救保护，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列入国家规划的153处不可移动文物得到抢救保护，3176件(套)可移动文物得到保护修复，46座博物馆(文管所)得到加固或重建，39个重灾县245项文物抢救保护项目全部完成，四川灾后文物抢救保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书写了从灾难走向新生、从恢复重建走向发展振兴的壮丽篇章。

震后不到50天，“同步勘察设计、同步施工、同步监理”的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古建筑群抢救保护工程率先启动，随后理县桃坪羌寨、马尔康直波碉楼、梓潼七曲山大庙、江油云岩寺、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朝天明月峡古栈道等一大批文物保护工程纷纷实施并高质量完工，都江堰伏龙观古建筑群灾后抢救保护工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都江堰二王庙古建筑群和梓潼七曲山大庙古建筑群灾后抢救保护工程获评“全国十大文物维修工程”。一处处坍塌的文物建筑再次屹立，优秀的藏羌文化遗产得到更好地保护传承、获得新生，曾经迷人的旅游胜地、百姓的温馨家园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同时，在文物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通过拆除与文物原生环境不协调的建筑，清除污染文物本体的不和谐元素，文化遗产生存环境得到优化改善。广元市为保护千佛崖摩崖造像对108国道进行改道，彻底改变了摩崖造像长期遭受行车震动、尾气污染腐蚀的生存环境，文化遗产的价值、尊严与荣耀得到充分体现。

“文化惠民、文化富民、文化乐民”。理县桃坪羌寨、汶川萝卜寨、茂县黑虎羌寨等藏羌村寨，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民族同胞的生活家园。恢复重建中，既坚持文物保护原则，又尊重民族传统、注重改善民众生活，设计中融入百姓意愿、施工中吸纳当地工匠参与，不仅保证了传统工艺技术的使用传承，又增强了群众保护文物的责任心和自豪感，同时“以工代赈”的做法还增加了百姓收入，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保护与使用、人文与环境的完美契合。如今，一座座富于民族特色、美丽宜居的藏羌村寨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所，曾经的灾区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全国知名的文化旅游区，当年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民意工程。桃坪羌寨旅游经营户达80余户，旅游从业人员达200余人，2017年人均纯收入达12000余元，百姓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

文物资源是推动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十年前，都江堰二王庙、伏龙观等古建筑群的严重受损，让作为当地支柱产业的旅游业遭受重创，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亿元。而仅仅不到三年，修缮完工的都江堰二王庙和伏龙观就以崭新的姿态开门迎客，为都江堰市旅游业的全面恢复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振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今，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已成为最美中国目的地旅游景区，年游客接待量超过750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4亿元。同时，以青城山—都江堰、阆中古城、剑门蜀道、桃坪羌寨、萝卜寨等为代表，以文物资源为依托的文物景区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八方来客，成为国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靓丽的“文化名片”。此外，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系列景区还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成为促进地方旅游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成为助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力量源泉，也为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参考借鉴。

在恢复重建和发展振兴过程中，“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茂县羌族博物馆、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绵阳博物馆、映秀震中纪念馆、绵竹市博物馆、汶川博物馆等一大批博物馆纪念馆建成开放，灾区文化设施得到巨大改善，其陈列展览水平、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博物馆

教育

功能、社会效益充分发挥，更好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的“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地震主题纪念馆，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国家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截至2017年底，已累计接待社会公众1500余万人次，成为“三基地一窗口”建设的龙头单位。同时，北川老县城遗址、映秀震中纪念地、汉旺东汽地震工业遗址纪念地和深溪沟地震遗迹纪念地等地震遗址遗迹，也已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而征集的20余万件地震实物则是向世人呈上的一张感天动地的“精神名片”。

三

十年砥砺前行，走出了一条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科学发展之路，成就引人瞩目，

经验

分外宝贵，启示尤为深刻。针对都江堰古建筑群等灾后重点文物工程，采取“三同步”的做法;针对藏羌碉楼和村寨等民族文化遗产，采取让当地民众亲身参与“重建家园”的实践;针对涉及民生的文物保护工程，采取“设计、施工、监理、业主及民众代表”四方监督的制度;必须充分发挥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必须始终践行以人为本、民生为先、尊重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必须始终坚持依法合规、时间服从质量、不改变文物原状的保护原则，必须加强文物防灾减灾研究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这些经验与启示不仅在此后的四川芦山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灾难面前得到应用与推广，也为世界同行提供了四川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

十年寒暑，十年奋进，激励前行的始终是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文博精神。身处伟大的时代，我们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秉持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理念，勇于担当、感恩奋进，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推动四川文化遗产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的文博力量。

流传方式有口头传唱和手抄本两种。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

该部史诗在广阔的背景下，以恢弘的气势，精湛的艺术技巧，叙述了英雄格斯尔一生的业绩。2007年6月5日，格萨(斯)尔经国家文化部确定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该史诗讲述的

故事

是：在很久以前，人世间妖魔横行，处处灾难，人们生存艰难。释迦牟尼命令玉皇大帝派一个儿子下凡拯救人类。可是，玉皇大帝的三个儿子谁也不愿意去，玉皇大帝大怒。最后，协商的结果，最能干的二儿子-维乐布特格齐答应下凡投胎人间，条件是他从人间回来后，大帝的位子让他继承，玉皇大帝答应了他。

于是，他投胎为岭国的诺颜曾仑的儿子，小名叫尼索盖·珠儒。同时，三个天神投胎为他的姐姐，以辅佐他的事业。他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扎萨和荣萨，扎萨和他关系最好，是他的忠实追随者。他还有一个处处和他作对的叔父超通。

珠儒一出生，就消灭了魔鬼乌鸦、羊牙犬嘴魔贡布、罪孽的鼠兔三个敌人。稍微大一点后，他又精心放牧，使不毛之地变成水草丰美的牧场，牲畜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这时，超通把他们母子发配到了妖怪作祟的地方。珠儒用智慧把七个妖怪杀死，并收复了300个西方商人。

到15岁的时候，通过

射箭

、

摔跤

、骑马等三项比赛迎娶了美女茹格慕高娃为妻，并称汗，从此拥有了30名勇士和300名先锋，开始了他的征战生涯。最著名的战斗是“大战锡来河三汗”：在格斯尔去远方征讨蟒古斯之际，锡来河的白、黄、黑三帐汗为了抢走美丽的茹格慕高娃夫人，大举进攻岭国，扎萨等人奋力抗击，赢得初步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