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的贡献:在军事医学方面皆有建树

沈括从小习剑舞枪,熟读过舅父许洞的兵书《虎钤经》,对北宋的边防战事素来关心。 由于王安石重视边防,西北边境地区的防务情况也随之大有好转。 宋朝廷从西夏手中收复了广大地域,但是在北方,契丹族的辽国国力日盛,虎视眈眈地威胁着宋朝廷的安全。 在河北边境,稍有一点加强防务的举动,如修堡垒、挖河沟,契丹就会立即向宋王朝提出抗议。

宋辽边境的紧张气氛,使神宗十分慌乱,匆忙发布命令,对民间的车辆实行登记,以备战事爆发时紧急征用。 神宗以为契丹入侵,必定用马队做前锋,对付马队必须动用兵车。 但是登记民车却引起了百姓的惊恐,百姓以为战火马上就要烧到家门口了,连自家的牛车官府都要征收了,再加上地方官吏和土豪劣绅乘机敲诈勒索,更是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这个时期的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 辽和西夏贵族统治者又经常侵扰中原地区,掳掠人口牲畜,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更大的破坏。

这时,沈括婉转地劝神宗收回成命,不要再搞民间车辆登记。 沈括说:“对付契丹的马队,用兵车抵挡当然好。 只是打仗用的兵车都是马拉的战车,奔驰快速,绝非老百姓耕地驮载的老牛木车所能代替的。 时下登记民车,白白惊动老百姓,虚张声势而无实效,不如稳定民心,加紧做一些强国防务的事。 ”

熙宁七年(1074年),沈括被任命为河北西路察访使,任务是视察和整顿边防。 他沿用历来行之有效的陂塘拒敌方法,在同契丹接壤的河北平原上,利用原先修建的陂塘,筑埝灌,成为大面积塘泊。 一旦契丹入侵,这大片的水面、沼泽,将会给敌人的马队造成极大的阻滞。

当时边境平静无战事,如果大张旗鼓修筑陂塘,势必会惊动契丹,招来干涉和破坏。 沈括和部下装做打猎的样子,作为掩护,实际上是在勘察地形,把方圆几百里的山河、道路和村寨了解得一清二楚。 随后,沈括决定向朝廷汇报边境的地势和修筑陂塘的计划,但怎样才能做到表达清晰,一目了然呢?他想,把小本本上的图做成立体的模型,那么山川、陂塘就如在眼前,形象逼真,不知胜过平面地图多少倍。

他尝试过用面糊和上木屑,捏出山脉、河谷的形状,但是面糊容易干裂,后来发现蜡烛油熔化后,滴注在木板上,容易塑成立体的地形图,还可以用小刀切削,在蜡烛油上还可以插各种竹扦作为标志。 这种蜡制立体地形图,便于制作,容易修改。 修改好以后,交木匠照样雕刻成木质地理模型,就十分精细逼真了。

立体地形图连同奏章由飞马报送朝廷,神宗看了十分满意。 他同意修复陂塘。 陂塘所占的地都是荒芜的碱地,灌水后兼收鱼、虾、荷、苇等副产品,成为北方边境自然屏障,是加强防务的好办法。

沈括修复了保州(今河北保定)、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东)一带绵延30里的塘泊。 又引徐、鲍等河水,注入废弃的徐村淀,成为横亘在深州(今河北深县)北方的50里水上防线。 他还在定州(今河北定县)北面的蒲阻旧城,利用废城堡垒安置营寨,以便密切监视契丹的动静;在深州、赵州(今河北赵县)加固城防;在澶州(今河南濮阳)架设浮桥。

在察访河北西路期间,沈括按照新法的要求,设置了保甲制度。 保甲法规定,每十户一小保,设保长;每十小保为一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组成一都保,有正副都保长。 男子为保丁,闲时耕牧,战时入伍。 都保结成坊市,外围设门筑墙,平时站岗巡逻,防止契丹奸细混入。 这些措施稳定了北宋的封建统治,也加强了边防力量。

沈括任河北西路察访使不久,朝廷见他熟谙军事,博学多才,又委任给他新的职务——兼判军器监,军器监主管军事改革和兵器生产的工作。 在这之前,兵器都是由各州、军的军器作坊制作,朝廷三司的胄案只是统计管理而已。 地方官吏往往偷工减料,应付差事,中饱私囊,致使兵器质量很差,既不坚固也不轻巧,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 弓箭十有四五不能张开、远射,盔甲有的则是用纸糊麻缝,刀枪更是锈钝脆弱。

为了置盔甲、造箭,沈括深入作坊,向铁匠请教。 他见工匠将铁块烧红后,取出在铁砧上锤打,每锻一次称一次重,直至再锻锤后斤两不减,则百炼成钢。 这是热锻。 他还观看羌人冷锻,将厚厚的铁片锤打到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厚薄,做成铠甲,在五十步外用强弩射箭也不能入,偶尔射中甲片上用来缝缀的钻眼,箭头的铁竟然被钻眼边缘刮得翻卷过来,可见这种冷锻的铁甲,竟比热锻的更坚硬。 这样,沈括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添置盔甲近八千副,造箭一百三十多万支,库存量明显增加。 假如战争爆发,足可供数十年之用!

古代打仗以步兵为主,讲究阵法。 阵法的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影响战斗力的发挥,因此神宗命六宅使郭固制定了《九军阵法》。

《九军阵法》以九军为一营阵(军队行进为阵,驻扎成营),外围环绕着驻扎另一支军队。 十万军队集中在方圆十里的范围之内,各军面面相对,而以侧背向敌。 阵法下达各军后,将领们认为这种阵法难以执行,便将实情上奏神宗,神宗令沈括重新议定。

沈括认为,天下哪里有供十万军队布阵的方圆十里的平坦之地呢,要是有山丘、溪谷、森林出现在阵地中,又该如何对待呢?这好比九个人包裹在一层皮里,怎么施展得开,怎么能发挥战斗力呢?这一阵法显然不切实际。

于是,沈括提出新的《九军阵法》:九军各自为阵,前后左右分列,各占有利地形,另以驻队向外伸展,也可依地形自成营阵。 这样,作战时九军分合自若,秩序井然,分则各成营阵,合则可为一大阵,当中形成“井”字形,四条通路,九营军队“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配合默契,运动灵活。

神宗听后,觉得理由充分,当即下诏颁行沈括详定的《九军阵法》。 这一阵法收入沈括的著作《边州阵法》,在枢密院存档。

在兼判军器监任上,沈括除了研究阵法、兵器外,也研究修城筑垒的战守防御技术,编纂成《修城法式条约》一书,记载了当时城防用的敌楼、马面、团敌、女墙等法式。

“马面”是城墙向前突出的部分。 当敌兵迫近城墙根时,守城的士兵不必像过去那样,探出多半个身子去张弓射箭,以免遭敌人射击的危险。 他们可以在马面那儿,掩蔽在城墙的缺口里,向城墙根和邻近马面墙根处的近敌劲射。 沈括发现,马面是少数民族创造的防御工事,恰恰是北宋城防工事中所缺少的。

也正是这时候,契丹厉兵秣马,准备南侵。 他们派使者萧禧到汴京开封,向神宗致书,声称宋军侵越边界,修筑戍垒,占住居民,要求北宋后撤。 实际这是契丹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口实是为了给南侵找借口,以此扩大版图。

辽国的通牒威胁一下达,一时间如巨石落水,在北宋激起轩然大波。 君臣忧心忡忡,急忙商议对策,七嘴八舌,一时都没了主意。

原来,宋朝廷自太宗统一中原和南方以后,为了收复五代时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幽州(今北京)、云州(今山西大同)等十六州,曾两次出兵攻辽,但是都被辽军打败。 后来,契丹大军直逼黄河北岸,开封吃紧。 宋军固守澶州,士气高涨。 宋军本来可以取胜,只因朝廷腐败畏战,反而向辽国请求议和,订下“澶渊之盟”(澶州又名澶渊郡)。 条约规定,宋朝廷每年向辽国交纳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 从此,辽宋之间暂时未发生大的战事。

后来,契丹国力更加强盛,见北宋外交政权日渐柔弱,就想重温澶渊之盟旧梦。 北宋驳斥了契丹所有的无理要求,契丹就发动了战争,攻下了永乐城。 沈括身为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措施不当,指挥有误,朝廷认为他负有首要责任,被贬为“团练副使员外郎”。

“团练副使员外郎”不过是一种挂名虚衔,名为州官,但必须住在随州(今湖北随县),而且不得处理公务,不准离开随州。 沈括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从此,他告别仕途,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其实沈括是冤屈的,在永乐筑城,他既非首倡,又一再反对;在永乐防务期间,他也曾向朝廷表明:永乐城守难,不如弃城;永乐城被围的时候,他一边派出军队救援,一边又返身固守绥德,以便保住鄜延大局。 朝廷当时派一位钦差大臣插手,此大臣胡乱指挥,造成永乐失守,理当负主要责任。

无奈之下,沈括洒泪惜别鄜延,这里有他驰骋过的疆场,他曾在这挥洒热血,戍边卫国。 这里有他开拓的草原,他曾施展才干,改革变法。 这里有他收复的国土,他曾激昂慷慨,向往塞外羌人尽唱汉人歌的胜利局面。

沿着漫漫黄土道,沈括满怀惆怅和困惑来到随州,栖身在法云禅寺里。

此时的他,不能再批阅公文、处理公事了,甚至连一个朋友和亲人都见不到,每天和孤寂、凄凉相伴。 在登上随州汉东楼时,他回想自己从青年时代起就为国事操劳,从地方到朝廷,再从江南村野到北疆塞外,刚过中年,就已经两鬓染霜,他不禁感慨万千,随口吟道:“野草粘天雨未休,客心自冷不关秋。 寨西便是猿啼处,满目伤心悔上楼。 ”

沈括过着闲居的生活,慢慢地,他发现随州竟是个天然的草药园。 吟诗读书之余,他便去拜访药农,识别草药,还串家走户,搜集民间中医的偏方和验方。 后来,沈括将收集到的医术和药方,著成《良方》一书。

沈括自幼身体羸弱多病,再加上长期秉烛夜读,患了眼病。 俗话说,“久病成医”,沈括就注意搜寻起医书来。 没想到,渐渐地,他竟然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医药进行一番研究。 随着医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他的药用植物学知识已经十分广博,并且还有自己的独创。 在所著《良方》一书中,他批评一些医生只知医法,不懂变通,他认为人的疾病是会受到自然界变化的影响,虽相隔数里,但气候不同,相应的情况也会全然不同。 随着环境变化,会出现相应的流行疫病,应该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来治病,岂可以千篇一律?

同时,沈括从实物出发,辨别真伪,分析一物多名,纠正了许多古书上的错误。 比如杜若就是高良姜,赤剑和天麻是同一药……在采药的时间和部位上,他纠正了一些普遍的谬误。 比如,旧习惯在二月、八月采药,他认为不妥,应视药用部位是根、茎、叶、花还是实,具体决定采收时间;他举“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为例,指出植物生长的地势有高低,一年有几熟,而栽培上功夫也不同,药草生长并不一律,要针对植物的实际生长情况和用药的需要来确定采药时间。

沈括主张对症下药,辨证施治,而不可呆板、硬性地规定“一君、二臣、三佐、四使”。 他主张把药性温和厚实的定为“君”,其次为“臣”、“佐”,有毒者多为“使”。 其实,“君”是一张药方中的主药,应视病情而定。 比如治疗积食腹胀,应以巴豆之类的泻药为主,那么有毒的巴豆也就是“君”,就是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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