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曹魏名臣简介:著有文集十卷(一作六卷),今已佚

  三国(220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位于汉朝之后,晋朝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 这一个时期,先后出现了曹魏、蜀汉、东吴三个主要政权。 那么下面对百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高堂隆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高堂隆(?-237年),字升平。 泰山郡平阳县(今山东新泰)人。 三国时期曹魏名臣。

  高堂隆少年时为诸生,最初任泰山督邮。 黄初年间任堂阳县长。 魏明帝曹叡即位后,任陈留太守、散骑常侍,赐爵关内侯。 青龙年间,明帝多造宫殿,高堂隆为此上疏切谏。 后迁侍中、太史令、光禄勋。 死时犹遗令薄葬。

  高堂隆著有文集十卷(一作六卷),今已佚。 《全三国文》录有其文 。

  人物生平

  避乱济南

  高堂隆为西汉经学家高堂生的后代。 他在少年时为诸生,被泰山郡太守薛悌任命为郡督邮。 当时郡里的督军和薛悌争强,直呼薛悌的名字并训斥他。 高堂隆按剑怒斥督军说:“从前鲁定公受到侮辱,孔子登上高阶;赵王弹奏秦筝,蔺相如奉瓦缶让秦王演奏。 当着臣下面而直称君名,按礼仪该责罚你。 ”督军大惊失色,薛悌也赶紧制止。 后来,高堂隆辞职,至济南避难。

  尽心尽责

  建安十八年(213年),高堂隆被曹操任命为丞相军议掾,改任历城侯曹徽的文学(侍从之官),又转任历城国国相。 曹操去世时,曹徽不但不哀痛,反而四处游猎,高堂隆严厉劝谏,尽到了职责。 后担任堂阳县县长。

  黄初三年(222年),高堂隆被任命为平原王曹叡(即魏明帝)的王傅。

  太和元年(227年),曹叡即位,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 曹叡登基伊始,群臣认为应该大摆筵宴。 高堂隆说:“唐尧、虞舜有极静之癖,殷高宗有不言之癖,因此德行深厚,光被四海。 ”认为不宜大摆筵宴。 曹叡敬纳了他的意见。

  高堂隆后任陈留郡太守。 陈留郡有一位牧民名为酉牧,已经七十多岁,有品行,被高堂隆召为计曹掾,酉牧受曹叡赏识,被特别任命为郎中,以此作为对他的显宠。 后来,朝廷征召高堂隆为散骑常侍,赐爵关内侯。

  高堂隆因善占天象,博学多闻,而被曹叡授以推校《太和历》的重任,期间他多次与太史争论。 高堂隆的意见虽然最终没被采纳,但其学识从此被认可。

  直言不讳

  青龙(233年-237年)年间,曹叡大兴土木,取回长安大钟。 高堂隆上疏劝谏说:“从前周景王不沿遵文王和武王的德行,不理会周公旦的制度,既铸造了大钱,又建造大钟。 单穆公劝谏也不听,泠州鸠批评也不理会,迷途不返,周朝国运因此而衰弱,这些都记录在史,作为永久的借鉴。 但是,今天一些小人,喜欢叙说秦汉的奢侈靡丽的生活,用以迷惑您,求取大钟这样的亡国之器,劳民费时,有伤于德政,这是自取亡国,并不是振兴礼乐、确保神明美好的途径。 ”

  这天,曹叡巡视上方,高堂隆与卞兰从行。 曹叡把高堂隆的上表交给卞兰,想为难高堂隆,说:“兴衰在于政治,跟音乐有什么关系,政治之退化,怎么能是钟的罪过呢?”高堂隆说:“礼和乐是政治生活的大事。 所以箫韶演奏九次以后,凤凰飞来,擂鼓六遍,天神下降,政治所以稳定,刑法得以实施。 这是和顺的最好例证。 新声弥漫,商辛陨命;大钟铸成,周景王衰败,都起因于此,怎么说与政治的兴衰不相关联呢?您的一举一动都要记载在史书中,这是历来的规则,如果您的行为不合常道,怎么向后人作出表率呢?圣王愿意听取下人批评他的缺点,这是劝规补过的正途;忠臣愿意尽心尽职,所以才能为了君王而奋不顾身地劝谏。 ”明帝认为说得有理。

  后来,高堂隆被转授为侍中,兼领太史令。 崇华殿遭火灾,曹叡下诏问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呢?按礼节,该有祈禳之义吗?”他答道:“所有的灾祸,都是向人们展示诫告。 只有修行礼义与品德,才能战胜灾祸。 《易传》说:‘上不节俭,下也不会节俭,所以会引来大火。 ’又说:‘如果君王大修高台,天火作灾。 ’这是因为君长只知道修缮宫室,不知道百姓的困苦,所以上天应之以干旱,火灾从高殿而起。 上天提出鉴诫,让灾异告诉陛下:陛下应该尊崇人道,爱惜民力,以顺天意。 从前,太戊时桑谷生在朝廷;武丁时,雉落在鼎器上。 他们都视之为灾异,感到恐惧,进而修治德政。 三年以后,远方的部落也来朝贡,所以称他们为中宗、高宗。 这是前代明鉴。 今考古书,凡是灾异发生,都通过燃烧宫室为诫鉴。 但今天所以要大兴宫室,是因为后宫人数太多啊!应当只留下那些有才德的人,按照周朝的制度,其余的都应放出来。 这也就是祖己之所以要训导高宗,而高宗之所以流誉久远的根本原因。 ”明帝又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武帝大修宫殿来镇灾,这是为什么呢?”

  高堂隆说:“我听说西汉柏梁台火灾之后,越国有巫者出个主意,应修建宫室压它,所以修建了建章宫,以压火祥。 这是夷越巫者的计谋,决不是出自圣贤的训导。 《五行志》有言:‘柏梁台火灾,其后有江充巫惑卫太子事发生。 ’如果按照《五行志》的记载,越国巫者劝汉武帝修建章宫以压火灾,并没有起作用。 孔子说:‘灾异按类与人们的行为相感应,人神相感,用以惩戒君主。 ’因此圣贤往往见灾异就躬身自责,修养道德。 当今应停止民役。 宫室制度,应从俭约为好,只要能抵御风雨,能讲求礼仪就行了。 清扫一下灾祸发生的地方,不再于此地建造宫殿,莆嘉禾一定会生长此地,用来报应陛下虔诚恭谨的品德。 怎么能让百姓疲劳,让国库空竭呢?这样做,并不能使天降祥瑞,也不会让外人心服的啊!”曹叡于是修复崇华殿,当时郡国出现了九龙,又改名九龙殿。

  开始建造陵霄阙的时候,有喜鹊在上面筑窝,曹叡问高堂隆此为何故。 高堂隆说:“《诗经》说:‘喜鹊筑窝,鸠鸟居住。 ’现在兴建宫室,盖陵霄阙,喜鹊筑窝,这是宫室未盖成,陛下不能居住的征兆。 天象像是在说,宫室未盖成,将会有异姓人住进去,这是上天在劝诫您呢!天道是最无私的,只和善人相亲,不能不有所防备,不能不深刻反思。 夏、商末世,帝王都是继位的,但他们不恭敬地听取上天的明训,只听信谄言,随心所欲,不修明德,所以很快亡国了。 太戊、武丁,看见灾异而感到恐惧,赶紧听从上天的劝戒,所以迅速兴盛壮大。 当今如果停止各种劳役,崇尚节俭,广施德政,处处遵循帝王的礼德,翦除天下大患为民兴利,那么,你就可以成为继三皇五帝之后的伟大的帝王,殷王转祸为福又怎能与您相比呢?臣下做为您的心腹,如果能辅佐皇帝,保全国家,即使身死族灭,在所不辞。 我岂能惧怕惹祸招灾,就不闻不问,让陛下听不到切至的忠劝呢?”听了这话,曹叡为之动容。

  同年,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显得特别明亮。 高堂隆上疏说:“凡是帝王迁都立城,都首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并恭敬侍奉它。 凡建宫室,首先应是宗庙,其次车马库和粮仓,最后才是宫殿。 而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等都还未确定下来,宗庙的制度也没有按礼仪实施,却修缮殿堂,让官员放弃日常业务,农民放弃农耕,后宫所需费用,与兴兵军费大体相对,民不堪命,都含怨怒。 《尚书》说:‘天聪明,是因为万民聪明,天明畏,则因为万民也知道威仪。 ’轿夫作颂,上天赐予五种福事,百姓怨怒,则天降六种凶事威恐,是说上天的奖赏与惩罚,顺应民心民意。 因此,临朝当政,首先应安抚民众,然后遵从古代的教化,成为帝王,百官以及广大百姓共同遵从的准则,从古至今,无不如此。 以不加斫削的柞木为梁,建造低矮的宫室,唐尧、虞舜、大禹因此能垂青后世;修筑玉台琼宫,夏癸、商辛因此冒犯上天。 今天的宫室规格,早已违背礼仪制度,而且还要兴建九华殿,华丽铺张,前所不及。 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发光,进犯帝王星宿而旁及紫微星,这是上天宠爱陛下、向您发出劝戒的征象,始终都滞留在尊位,殷勤郑重,想要感动陛下,这是慈父般恳切备至的训诫啊。 应当按照孝子的礼节,明告天下,垂范后世,不应疏忽,冒犯天意。 ”

  当时国家多有征伐之事,刑法苛刻。 高堂隆认为当务之急应是推行礼乐,崇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重儒士,推举隐逸之人,制定各种礼仪,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提倡孝悌之道,崇尚节俭,然后准备礼仪,实行封禅,就可以不发生战争就一统天下。 高堂隆还认为,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改变徽号,变动器械,这是自古以来的帝王为新人耳目、改弦易辙的基本办法。 所以要敦促修改旧服。 曹叡听从他的建议,将青龙五年(237年)的春三月改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朝服改为黄色,宗庙祭品尚白,按地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 高堂隆后迁升为光禄勋。

  曹叡大肆修筑宫殿,雕饰观阁,凿取太行山的石英,开采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园建起景阳山,在太极殿北筑起昭阳殿。 又铸造黄龙、凤凰等奇伟的野兽,用以装饰金墉殿、陵云台和陵霄阙。 大耗人力,又有天灾人祸屡次出现。

  高堂隆上疏劝谏,言辞急切地说:“天地间最大的品德是生,圣人最大的宝物是位。 如何才能守住权位呢?用仁。 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用财。 士民是国家的宝物,谷物衣服,又乃士民的命根,没有好的年成谷物不会丰收,没有劳力投入其中,衣物也不可能制造完成。 因此帝王常常亲耕,用以劝导农民种庄稼,种桑养蚕,才能织衣服。 因此要上告天庭,用来宣布自己的虔诚和措施。 伊唐时代,厄运四起,洪滔天,派鲧去治水,没有成效,于是又推大禹,随山砍树木,前后经历了二十二年。 灾异之严重,空前绝后,而百姓劳作之勤苦的年月,也没有比这更长久的了。 而尧、舜君臣,和平统治而已。 大禹治水,设显九州,官员和平民,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级,君子小人,各有服饰。 而今并没有大禹时那种危急,却动用了各种人力大兴土木,让四边邻国都知道了,名声实在不好。 如果载入史册,更不会流芳千古。 因此,有国有家的人,近则取之于身边,远则取之于物,温馨养育,所以说‘圣贤君子,乃民之父母’。 而今上下劳苦,疾病流行,年成又不好,饥饿备至,连年关都过不去。 应当抚恤下民,解救他们的困顿。

  臣察阅了古书的记载,天人之际,没有不发生感应的。 因此古代圣贤,都敬畏上天的神明,遵循阴阳的规律,兢兢业业,惟恐有所违失。 然后国家才能兴旺。 德行与天神相符,发生灾异后,应当有所警惧,赶紧修养德行,这样才能昌延国运。 至于末世,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守先王的法则,不采纳良臣的忠告,随心所欲,疏忽劝诫的作用,则很快就会招致亡国。

  天道显著,不必细说,再表人道。 六情五性,人所共有,嗜欲、廉贞,各居其一。 如果这些本性兴动于内,必然相互矛盾。 如果欲望很强,而意志薄弱,则情性纵横,禁而不止。 精诚不能制服,就会放纵无极。 情性的本愿,必然是追求美好,而追求美好,没有人力财力不行,没有谷物绵帛也不能。 如果情性过强,则人不堪其驱使,也无法满足其物质方面的要求。 劳苦、欲求同时发生,灾祸也随之来临。 因此不斩断情欲,就无法供其需求。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由此来看,礼义的制定,并不是拘泥自己,而是远离灾害而振兴国家的根本大法。

  而今吴、蜀两个敌国,决不是势单力薄的小贼。 他们占据天险,拥兵众多,各自称帝,想和中国争一高低。 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讲究道德修养,主张节俭,减削租赋,不沉湎于玩好,尊重长老,遵守礼则。 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对其警惕,并不希望他们如此吗?因为他们这样做,就很难征伐,这不是国家的忧患吗?如果有人说,孙权、刘禅穷凶极恶,劳民伤财,敛聚民命,百姓吁嗟,日甚一日。 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勃然忿起,想要讨逆伐贼,解救百姓吗?再者,难道不会庆幸敌人疲敝而讨伐容易吗?如果是这样,从别的角度来思考,这里的道理实在不难明了。

  秦始皇不修养道德的根基,却修筑阿房宫;不忧虑祸起萧墙,却修建万里长城。 当时的君臣所以这样做,也都是想创立万世功业,让子子孙孙有天下。 谁能想到在一个早晨,匹夫一呼应者如云,天下顿时倾覆。 所以我认为,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们的所做所为会导致败亡,他们也就不会这样做了。 因此亡国之君绝不会料到自己会灭亡,但终究还是灭亡;圣贤的君主总怕亡国,但终究不会亡国。 从前的汉文帝可谓贤主,躬行约俭,流惠下民,而贾谊却以危言作比,说是天下即将倾覆,可为痛哭的事有一,可为流泪的事有二,可为长叹息的事有三。 更何况天下凋弊,百姓没有任何储备,国家也没有够吃一年的积蓄。 强敌在外,边境大军屯积,而国内却大兴土木,州郡不宁。 如果出现敌人入侵的紧急情况,我担心天下有变,结果不堪设想啊。

  再说,将吏的俸禄已逐渐折减,与过去相比,不过五分之一而已。 凡已去职者不再供给官粮,不应缴纳的财物也比过去增加一半。 这说明如今官府财政收入应比过去多,但还是每每不足,征收牛肉这样的小税,前前后后也进行过多次。 反而推之,这些费用,都出自何处呵。 俸禄赏赐用的谷物和衣物,是君主用以让官吏和人民尽忠尽节的基本手段,而今连这点手段都废而不用,无异于不让吏民出力效命了。 既得到这些吏民,却又失掉他们,人们怎能没有怨言呢!《周礼》说:大府掌管九赋之财,以便分配使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彼此不相矛盾,都能满足其用。 满足各自的用费之后,多余的财产便可供君王玩好。 如天子用财,必须征询大臣。 而今陛下与同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就是台阁近臣,都是心腹之人,应当无所忌讳。 如果看见财物的增减而不敢陈述,从命奔走,惟恐不及,这只是具体理事之臣,不是耿直之臣。 从前李斯教导秦二世说:‘作为皇帝而不敢放肆,天下就好像是监狱一样。 ’二世遵循此言,结果亡国。 李斯也遭灭族之灾。 因此司马迁认为李斯不能正直劝谏,所以告诫后世。 ”

  曹叡审阅奏书后,对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说:“看了高堂隆的奏书,使朕感到畏惧不已。 ”

  临终犹谏

  高堂隆病重时,无法写字,只能口述奏书,大致内容是:本朝初上苍曾发出警告,宫里燕子巢穴中发现有一双怪鸟全身艳红,这是帝国最大的奇闻趣事,应该严防猛鹰飞扬的官僚,以免祸起萧墙。 我个人建议,最好让诸王在封地内建立军队,像棋子一样在全国星罗棋布,分布在全国重镇,拱卫皇室保护中央,维护首都所在的京畿。

  曹叡下诏安慰说:“高堂隆廉洁直追伯夷,其正直超过史鱼,忠心耿耿,怎能小病未愈就归回故里呢?从前邴吉有好的德性,结果病好,而且长寿。 贡禹信守节义,虽然病很重,但还是得以痊愈。 望注意饮食,专心养病,自珍自爱。 ”但不久后高堂隆即病逝,家人遵照其遗嘱,入殓时给他穿的只是一般的服装,简单地入葬。

  当初,中护军蒋济上言请求封禅,曹叡不听。 后来重新议论此事,准备让高堂隆撰定相关礼仪,但不久高堂隆就去世了。 曹叡听闻高堂隆去世后,叹息道:“上天不愿让我做成这件事,高堂生舍我而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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