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邓以蛰教授的朋友,他知道这个事情后,便悄悄来到北沟沿邓宅,对邓以蛰说:“赶快让你儿子走吧,恐怕要出事了。 ”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除了逃离北平,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行。 病重的邓以蛰决定让大女儿邓仲先带上弟弟去昆明。
昆明有南迁避难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那里有他们家许多朋友,再说,邓稼先还要继续上高中,考大学……
从北京到昆明,千里迢迢,而且还要绕道异国他乡,父母当然是十分犹豫的。 但是这时候邓稼先已经大学毕业,人又很能干,加上有另外两位教授的太太和孩子同行,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当真的要离开北平城的时候,邓稼先忽然之间又有点舍不得了,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北京城他生活了十几年,突然间就要像逃命一般离开,邓稼先觉得心头一阵绞痛。
临行前,邓稼先亲自骑自行车驮着10岁弟弟邓槜先,绕过了东四牌楼、景山、故宫、北海、西四。 这是北平城,这是古老的中国首都,以前高高在上的皇朝重地,但是现在却在日本人的枪炮下。
这一刻,邓稼先心潮起伏,有些难以自恃,他默默地告别美丽的北平。 但10岁的小弟却难以体会大哥的心情,竟然几次伏在自行车上睡着了。
临行前的晚饭很丰盛,但谁也吃不下去,父亲坐在一把老式木椅上,以从未有过的眼光看着邓稼先,心中似乎藏着什么特别的事情。
过了很久,父亲才平和而坚定地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 科学能够救中国啊!”※父亲的谆谆教导让邓稼先树立了科学救中国理想目标。 我们做事情也要有一个奋斗目标,这样才能激励我们勇往直前,奋发向上。
父亲痛切地感到中华民族受人欺凌而无还手之力,是由于科学的不发达。 他希望儿子掌握一技之长,希望中国富国强兵。
妈妈和大姐、三姐在屋里哭泣,搅人心碎的哭泣声一阵阵传了过来。 邓稼先和小弟站在院子门口,在最使人动感情的时候他反而最是冷静。
邓稼先深沉地对邓携先说:“毛弟,现在我只有仇恨,没有眼泪。 ”
这是一位16岁的少年在出走前留给弟弟的话,它充满了对民族压迫的反抗之情,掷地有声。 年轻的邓稼先,已经成为一名爱国主义者,而这将作为一条主线决定他一生的道路。
路遥遥,水泱泱,少年邓稼先和姐姐走上了长达六年的流亡旅程。
16岁的邓稼先和姐姐,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用彤的夫人汤伯母等八九个人结伴同行。 他们带着随身衣物坐上了开往天津塘沽港的汽车。
北平南下昆明的陆路,早已不通,要去大后方,只有取道海上,经上海、香港、越南海防,再到云南。
车到塘沽港,上船时,邓稼先和姐姐受到了日本鬼子的严格盘查,好在姐姐强作镇静,把他们的问话都应付了过去,可情急之中,上船后才发现两个旅行箱已丢了一个。
终于到了上海,可一时买不到继续南下的船票,邓稼先和姐姐只能求助于父亲的好友胡适先生,当时胡适先生不在家,胡伯母也是安徽人,对他们十分热情,关照备注。 这样,他们在胡适先生家里住了二十多天,终于能继续赶路了。
邓稼先和姐姐乘上了一艘货船。 经过香港时,船要停靠码头,装卸货物。 邓仲先趁此机会,领着弟弟,每天早上下船,晚上回船,到处参观香港的市容。
当时香港是英国管辖下的殖民地城市,这里有很多新奇的东西是邓稼先从来没有见过的。 香港一片浮华,高楼大厦,灯红酒绿。 两层高的公共汽车像楼房一样,到站稍停让乘客迅速上下。 环境的变化能够开阔视野、活跃思想,
但社会的不平等却震撼着邓稼先。 他和姐姐看到了贫民区狭窄龌龊的街巷、破烂简陋的房屋,看到了衣衫褴楼的背米劳工,扛着很大的麻包,吃力地蹬踩着跳板上船。 而他们自己只能用碎米煮饭,也没有什么菜吃。
邓稼先伏在一排栏杆上,痴情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小小年纪的他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洋轮上的人就那么富有,而这些苦力如此穷困呢?
邓稼先也为香港的缆车所吸引,它迅速地往来于山上山下,省去了许多人爬山下山之苦;同时也为香港的电车而惊奇,它开得飞快,进站也不停稳,只是减慢速度。
轮船在香港靠码头卸货四天之后,又扬帆起航了,一直开到越南的海防港。 那时候,越南叫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 海防街道两旁的商店有很宽的廊子,这是上层楼房延伸出来形成的,多雨的南国为了顾客的方便大都这样做。 海防街面虽有很多商店,但橱窗里和货架上商品很少。
海防过境处的检查站口,立着耀武扬威的法国警察。 过海关时,海关工作人员蛮横地喝斥着旅客,在检查他们的行李时,看见有用的、值钱的东西就往外拿。
说是违禁品,要没收,然后就把旅客赶过关,而行李的主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暖壶、照相机等物品进了法国人的腰包,连问都不敢问一声。
邓稼先才逃出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又亲历法国殖民主义者盘剥欺诈,一个信念愈加坚定:“国不能亡啊!”
国家要是亡了,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路经河内时,只见街市萧条,稀疏的铺子里,货架上空落落的,仅有些廉价的法国化妆品和越南人常穿的木板拖鞋。 路上到处都是嚼过的模榔渣,血红血红的……
故国遭遇强虏,生灵涂炭,邻邦国破山河在,主权丧失。 邓稼先单纯的内心世界里,被严酷的现实注入了一种新的强烈的感情,那就是仇恨。
邓稼先开始懂得了,世界并不是只充满书香,只拥有琴棋书画。 他亲身感受了侵略者的凶残横蛮,初尝了仇恨的滋味。
侵略和反抗,奴役和不屈,强大和落后,在邓稼先心里埋下了愤发有为,救国报国的种子。
一路风尘,一路世态。 迢迢流亡途,给邓稼先上了最初的人生一课。
经过海防,再到河内,走过通往老街的那条路,再进入中国国境,终于到了昆明,这时已是1940年盛夏。
邓稼先和姐姐到了昆明,有一种到了家的亲切感。 杨武之、闻一多,汤用彤,张奚若等父亲的老友、家中的常客、清华园的邻居,大多都在这里。 还有杨振宁,他已经是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了。
久别重逢的喜悦冲淡了沿途的劳累和压抑。 邓稼先暂住在联大的学生宿舍里,姐姐则先寄居在汤用彤先生家。
昆明也有很多好中学。 但临离开北平时父亲说过:“去了要上九中,老四管得严。 ”
老四就是邓稼先的四叔邓季宣,法国留学生,当时在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任校长。
稍事安定后,姐姐依照父亲的嘱托,送邓稼先前往四川江津念高中。 邓以蛰了解自己的这个弟弟是严师,邓稼先在他的管教下,远在沦陷区的邓以蛰十分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