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拂面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文字
尽管汉字的起源是多源头的，但是到了商周时代，出现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一统王朝，使得中国的文字基本上是比较统一的。
从春秋到战国，长达500年左右的时间内，社会一直处于动荡纷争之中，这一方面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各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体现在文字上，就是“文字异形”了。
所谓“文字异形”，首先是各国字体风格的多样化。
下面我们欣赏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件文物。
春秋晋国的“侯马盟书”
1965年－1966年在山西省侯马市秦村出土的“侯马盟书”，因为该玉片上文字刊载着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于订盟誓约中所记载的言词，因此称作“盟书”。 该玉片上的文字属于春秋时期晋国的官方文字。
侯马盟书的字体多样，结构严谨，用笔重起轻收富于变化，笔势舒展，而有韵律。
“侯马盟书”文物及拓片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
1942年在长沙东郊子弹库地方的楚墓中被盗掘出土的战国楚帛书，内容共分三部分分，即天象、灾变、四时运转和月令禁忌，其内容丰富庞杂，记录了我国最早的创世神话。
战国楚帛书的字体是篆书，但和当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有别，体式简略，形态扁平，近似于后代的隶书字形特点，是所谓的民间的“俗书”。
《盗墓笔记》这部书开头就说了长沙土夫子倒斗，但搞到手的战国帛书却被美国人骗了去，这事还真有原型，这件战国楚帛书文物建国前流失到美国，现存放在华盛顿的赛克勒美术馆，成为该馆的“镇库之宝”。
战国楚帛书摹本
战国楚帛书文字局部
越王勾践剑铭
越王勾践剑，1965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楚墓，它出土时完好如新，锋刃锐利。 靠近剑格的地方刻有鸟篆体错金铭文“钺（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鐱（剑）”八字。 剑主人“鸠浅”就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因此考古学家称此剑为“勾践剑”。
勾践剑上这8个字，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流行于吴、越、楚、蔡等国的鸟虫文字，也被称之为“鸟虫书”。
越王勾践剑文物
铭文：钺（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鐱（剑）
先秦石鼓文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着10块鼓形的石头，有刻石文字，其中一块石头字形已磨灭，形迹难辨，其余9块也有残缺。 这些古怪的石头经历了几千年历史变迁，居然幸存下来。
这10块石头上的文字就是著名的“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 石鼓文300余字，记载贵族田猎之事。
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六国文字，都被称为大篆，但风格各异，秦国大篆，秦国因为获取了西周的故地，所以直接继承了西周的文字体系。
石鼓文的字体，继承了西周晚期的金文体势，但却向匀称整齐。
笔画圆转的方向发展演化。
它上承西周金文大篆，下启秦代小篆，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
石鼓文物
石鼓文宋人拓本
著名书法家吴昌硕的临本
2. 各国的“文字异形”，最大的弊端是文字结构笔画不同，严重影响信息交流。
秦始皇统一文字前，总的来说，各国的文字都是传承甲骨文以来的古代汉字。 但是随着各个国家分立太久，他们的文字写法也开始逐渐产生了不同，这种文字差异从春秋开始，到战国进一步扩大，各国之间的文化沟通出现障碍。
各地汉字形体非常混乱，随时都在演变，这种演变有两个特点：简化和形声化。
一个字的演变往往经过多次反复，各地变化也不完全一致，同一字所采用的声符、形符互有差异，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造成了先秦时代的文字异形、一字多体的现象。
我们可以从战国时代的铜器、陶器上的铭刻，玺印上的文字，铜币上的铭文，以及湖南长沙出土的帛书和竹简上的文字看出，同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写法，即使在同一个诸侯国家内，也有不同的写法。
战国时期同样的汉字的写法差异
这个“马”字在不同国家已经是面目全非
秦代的文字统一和小篆的出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为了巩固秦王朝，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统一的措施，推行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政策。
在统一文字方面，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建议，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字统一运动。 在李斯的主持下，收集当时通用的汉字，以秦国大篆为基础，并进行简化，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的新字体，这就是“小篆”。 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曾分别用小篆编写了《仓颌篇》《爱历篇》《博学篇》，向全国各地颁布。
下面选录一些当时著名的小篆作品。
泰山刻石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登泰山，丞相李斯为歌颂秦德所作此刻石。 泰山刻石虽已残损，但其体型格局仍属可辨。 刻石原立于山东泰安市泰山山顶，残石现存山东泰安市泰山岱庙东御座院内。
泰山刻石用笔都是逆锋起笔回锋收笔，行笔粗细始终如一，圆润婉转，遒劲厚重，结体谨严工整。
与先秦书法相比，秦小篆行笔粗细大体相同，横平竖直，转折处极为流利飘逸，无生硬之笔，其结构简练明快，宏伟壮观，有威严雄奇之神采，山岳庙堂之气象。
泰山刻石拓本
琅琊台刻石
琅琊台刻石，是李斯随秦二世东巡诸城琅琊台时所立。 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始皇颂诗”，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具有开国纪功的意义；后半部分“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残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琅琊台刻石其笔画接近《石鼓文》，用笔浑厚中见秀丽，结体的曲折部分比《泰山刻石》圆活，更表现出活泼的意趣；合体字，错落布置，形成对比，有的还造成险势，显得变化多端而又不失对称与均衡，为秦小篆之精品。
琅琊台刻石拓本
琅琊台刻石局部仿真欣赏，刻文文字是：辞不称始皇帝
秦诏版
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版文，为自由体，主要是为了实用，写法草率，笔画多用方折，结字错落自然，与秦代刻石庄重圆转风格截然不同，被认为是秦小篆的民间俗体。
秦诏版拓片
今人临秦诏版的艺术创作
阳陵虎符
虎符，是秦代帝王调兵之信物，阳陵虎符乃秦始皇颁发给阳陵守将使用的兵符，为青铜制品，呈卧虎状，可中分为二，由于年代久远，对合处已经锈死，现在这件文物已经不能分开 。
虎的左右颈背有铭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 ”意思是此兵符，右半存皇帝处，左半存驻扎阳陵的统兵将领处，调动军队时，由使臣持右半符与左半符合上，方能生效。
铭文的篆书字体谨严浑厚，端庄大气，笔法圆活。
阳陵虎符文物
阳陵虎符铭文拓片
关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争议
在古籍的记载中，我们得知秦始皇统一的文字为小篆。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
然而，现代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秦朝简牍，而简牍上看到的更多的是隶书，而不是史书记载的小篆。 那么问题来了：秦始皇当年统一文字究竟是小篆还是隶书？
其实很早之前郭沫若就在《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一文中就认为秦始皇是以隶书统一的全国文字，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著名学者裘锡圭。
里耶古城遗址出土的里耶秦简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如下。
首先，统一文字，是多种字体并行，但每种字体是统一的。
在秦代，多种字体并行使用的情况很普遍。 同是许慎的《说文解字》，他曾这样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这应该是因文字用途不同，或书写工具差异造成的。
这8种字体中，大篆作为延承的古文字不可能一下子消失，而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用于一些特殊用途，那么余下最常用的是小篆和隶书。
小篆作为标准文字，用于官方正式碑刻与法令文告，而隶书则用于大量的日用文字。
所以，我们在文物中经常看到，刻石、诏版文、虎符等官方严肃场合用的都是小篆，而日常普通文书多半是隶书。
这是因为小篆庄重，隶书快捷。
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两件木牍，内容是士兵写给母亲的信
其次，对于中央政权来说，政令的下达必须让人们准确无误地理解，另外为了彰显皇家地位，就必须突出官方御用文字。 正因为这样，统一文字的官方小篆其意义被凸显。
举个例子。 隶书在汉代已经很流行，但1986年在青海出土的“新朝虎符石匮”，是王莽初年的文物，上面有22个字是小篆而不是隶书。 这是因为该虎符石匮是皇帝设立西海郡的正式信物文告，所以要用体现权威性的篆书。
不管怎样，秦始皇统一文字，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繁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此后，虽然中国又多次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而文字的统一，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步而不中断的内在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