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1978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一期的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仍被文学界和读者常常提及和谈论,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徐迟和主人公陈景润皆已去世,他们曾经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奋斗,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奋斗,两位先生将长垂史册。

那么,这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呢?

说来话长。 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极左思潮登峰造极的“文革”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 组织这篇报告文学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 可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是非被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竟被打成“臭老九”。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花了很大气力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科学大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新方向,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 作为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同时也可借此推动思想解放的大潮,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这便是我们当初一些朴素的想法。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就这两个问题编辑部展开了讨论。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有成功的把握,否则会遭到失败。 这当然就很费踌躇。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 因为,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 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

谁也不知道他取得的这一了不起的成果。 陈景润慑于“文革”中对他所谓走“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和打击,甚至一度要自杀,但他挺了过来,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论证。 平日他将自己封闭在一间仅6平方米的宿舍里,趴在床上日夜演算,反复印证,刻苦钻研,悄悄地攻关,不事张扬。

可他领先突破了一道世界难题,惊动了国际数学界!

应该说,这是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 然而同时又传出他的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的行为,据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

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那么,找谁来写好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他发表在1962年《人民文学》上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创业事迹,在当时反响颇好。 他比较熟悉知识分子,如果请他来写数学家陈景润,估计能写得很好。

于是,我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久违了的诗人。 时值1977年深秋,这年,诗人已63岁。 经受了十年“文革”的痛苦折磨,盼到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他,一个热情的歌者,焕发了精神,增添了力量,他多么想放声为祖国歌唱!……听得出,徐迟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多么激动!对于我们邀请他来京采写陈景润一事,他很高兴,但只是说,“试试看”。 几天后,他风尘仆仆地从扬子江边带着滚滚的涛声赶来了。

为什么说“试试看”呢?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这样的“怪人”好采访吗?

因此他有些犹豫不定,只能说进入采访后再决定吧。

果然他抵达北京后不几天,接触到几位老朋友,大家一听说他来写陈景润,也都好心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有争议的人,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这时,我告诉他,我已同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联系,得到了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 他说:“那太好了!”并说,他也向一位老同志谈了,征求意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

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 将军的支持,坚定了徐迟的决心。

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 这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转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更是百倍信赖,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述说,这是很难得的。

在办公室,老李动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 不一会儿,他离开办公室,带进来一个个头儿不高、面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一进门便和我们热情握手,直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老李这才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小陈,陈景润同志。 ”

我和徐迟同志没有想到这么快见到陈景润,一个十分朴素的数学家。

李尚杰向他说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我又特意向他介绍说,我们特约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写一篇报告文学,准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他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诗人,我中学时读过你的诗。 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有什么好写的。 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小陈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

于是,我们便随意交谈起来。 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 ”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

说着,他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背毕,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

我们又问他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最近没有顾上别的,只是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领导让他自己考虑去不去的问题。

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

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只两名,一个是日本的一位学者,一个便是中国的陈景润。 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及时交给了数学所和院领导。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书记,亲切地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 告诉我一声就是了。

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这么关怀他,他从内心里感激!

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 他信里大致有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而圆满!

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

接着,他又向我们讲述了——实际上是控诉“四人帮”借所谓“批邓”,企图利用他栽赃、诬陷邓小平同志的罪恶行径。 他说,曾经有几个挂着“记者”招牌的人窜到数学所,三番五次地动员他、威胁他,要他写文章“批邓”。 他巧妙地拒绝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这些人又变了一副腔调,哄骗他说,人家不都说你是走“白专”道路的人嘛,好啦,现在有个机会,如果你对“批邓”表个态,写篇文章,那就可以证明你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陈景润依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我和徐迟同志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 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

他很有耐力和韧性。 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能够坚持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

毕竟,对于刊物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选题,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选题。 虽然这件事运作前我们已经汇报给主编张光年(光未然),他表示支持,但今天这些新的情况必须向他及时汇报。

当晚,我安排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46号张光年同志家,当面向他述说了当日我们的感受。

张光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 考虑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 ‘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党中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这就要依靠知识和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他示意我说:“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 ”

主编张光年的果断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出世。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 他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 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也有现在的同事。 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 讲好的、讲坏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他都认真地倾听。 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一件事物、一个人。 ”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硬“啃”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 我说:“好懂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 对于数学,虽然不可能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

有一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来写陈景润的,便直言劝告他:“别写陈景润。 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写陈景润!这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写写数学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啊。 ”

当然,采访中赞成写陈景润的人也不少。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 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 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6平方米的房间。 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 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 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去,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

策划,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 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

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他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 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 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 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 真可谓艰苦奋斗哪!

徐迟经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完成。

《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刊发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号头条。

这期刊物出版时,我正陪同徐迟奔波在遥远的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采访病中的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 这就是后来徐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

《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 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 党政军领导干部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 还有人格外喜欢文章中第六节对“文化大革命”尖锐批判的精彩描写,有的人甚至能够背诵出来。

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这正是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

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 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天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数学所。 直至过了几个月,我和徐迟再去数学所看望陈景润时,他指着堆满办公室的若干满满当当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地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来信可怎么办哪!”起初少量来信,他还回得过来,成麻袋成麻袋的就不好办了。 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也不礼貌。 可要一一作复实际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不安。

其中,还有些信是一些女孩子写的,有的对他表示同情,有的表示爱慕他,愿和他结为伴侣,照料他的生活。 还有附寄了照片的。 陈景润很善良,也很纯真,这类信,他说都放在一起,锁起来,免得有人利用。

同样,徐迟也每天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他都一一认真地阅读。 尤其是提出宝贵意见的信,他着意收藏起来,嗣后,在他编辑集子时,多数都参照着读者的有益意见做了改动。 他特别在集子的后记中说:“应《人民文学》的召唤,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 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 ”

是啊,由于他的苏醒,也使许多读者苏醒过来。 这正是《哥德巴赫猜想》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和历史价值。

不久前,我在纪念一代伟人邓小平的传记片中,看到了小平同志接见陈景润的画面。 邓小平同志还充满深情地说:“(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对这样的科学家应该爱护、赞扬!”

这是党对陈景润最高也是最恰当的评价。

此后,诗人徐迟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写作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四个现代化、描写科学家的优秀报告文学。

他漫游在科学的王国里。 继《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急的漩涡中》、《生命之树常绿》、《向着二十一世纪》等之后,于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他又开始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国”,直到生命止息的前几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谈夸克》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为此,《人民日报》在同一天的同一版面上还发表一篇署名陶钧的文章《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而且文章还向读者指明说:此徐迟即彼徐迟,打消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怎么,作家徐迟会写起高能物理学的高深科学领域的文章?

其实,徐迟已经研读了好几年夸克了,他说:“在接触这门学问的过程中,领略了许多东西,于是想用文学的笔,把它们挑一些出来介绍给读者。 ”

作为一个作家,这种对科学的深厚感情和钻研精神是何等感人!徐迟,他始终在关注着科学的现代化和祖国的发展,他是一位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他还有许多科学领域的题目要写呢!然而他不幸离我们而去了。

这使我们感到深深的悲痛与惋惜。 或许,在那另外一个世界,他一定会找到先他而去的陈景润,两人仍在继续热烈地讨论《哥德巴赫猜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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