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花开远古的“书”，最早刻写在龟甲牛骨上，后发展到刻写到竹简上。 毛笔和墨的发明，使得读书人不仅能读书还能书写，不必像刀笔时代那样需要一个刻写匠随时侍候，而且能让人更方便更及时地记录自己的思想。 春秋以前，我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但没有一人亲自著书，原因就在这里。
秦朝蒙恬发明用石灰水浸毛而去除毛表面的斥水物质的方法，促使毛笔的制作技术最终定型，毛笔才真正成为书写工具。 至此，古人找到了书写流利、省时省力的书写方法，使书写不再是一件苦差事，人们闲暇之余写上几笔，并且力图写得漂亮，甚至互相比试以搏一笑，这样也就开创了书法艺术的先河。 秦朝的李斯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大书法家，说明了笔墨技术在秦朝日趋成熟。
汉字结构复杂，每个人写的字都会有所不同，有的秀丽美观，有的粗鄙丑陋，这就促使人们把书法当作是一种艺术来追求，而提高书法技能的重要途径就是模仿好的书法作品，但是写字好的人，一般都是书吏之类，其大部分作品一般是政府公文，一般人很难见到。 古代盛行石碑刻文，找写字好的人写成底文再由石匠刻出，是人们练习写字的最好模本。 石碑笨重，不能带回家中继续模仿。
西汉晚期已出现纸张，但那时的纸张纤维粗糙，着墨性能差，主要是代替布用作包裹、衬垫之物，也有偶而在包装纸上写字记事的现象，如悬泉（或者是居延）遗址发现写有药名的纸张。 造纸技术先是借鉴我国早已成熟的缫丝技术，把纤维物质浸于水中捣碎以分散纤维，将碎纤维捞出摊晾而成，纤维粗、纸质厚，书写性能差，未能广泛用作书写材料。 东汉和帝时的蔡伦改革造纸法，制出薄而均匀、纤维细密的新型纸，大大提高了纸的书写性能，纸的主要用途才被转向书写。 纸张薄而软，使得书法练习者们想出仿照印章盖印拓印碑文方法，带回家模仿，即拓片方式。
纸的发明，使拓印成为可能，使每个书吏都能练就一手好字，也造就了三国及晋代大批书法家的出现。 西文字母文字结构简单、字母数量少而且用硬笔书写，可以写得很花哨，但无艺术可言。 人们写好几十个字母后，就可以大量写字，没有拓片模仿他人字迹的需求，纸能写字就行了，没有对造纸术的需求，所以西方人没有发明造纸术的社会基础。 隋炀帝创建科举制度，用写文章的办法选拔官员，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就能当官。
毛笔与墨发明后，人们可轻易把“书”写到任何材料、任何地方。 但墨书不易保管，而且不易复制。 受青铜器铭文的启发，人们把书籍内容写在木板上，雕刻出可以用于印刷的木版。 到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172－178年），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多起来了，对书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晋朝初年，官府有书接近三万卷。 南北朝时候梁元帝在江陵有书籍七万多卷。 隋朝嘉则殿中藏书有三十七万卷，这是我国古代国家图书馆最高的藏书记录。 除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也越来越多。 比如晋朝郭太，有书五千卷；张华搬家的时候，单是搬运书籍，就用了三十辆车子。 印刷术发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张华那样的富人才能有这么多的藏书，一般人要得到一两本书也很不容易，因为那时的书都是手抄本。
读书人大增，儒家典籍就得以广泛流传。 尤其是南朝时期寺院林立，僧侣众多，无休止地抄写佛经，使人们迫切需求一种快速复制图文的方法，这就激发了印刷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 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平息，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了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顾名思义，印刷术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两种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这道工序的名称。 从印刷术的命名中已经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缘关系。 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术的两个渊源。 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只能容纳姓名或官爵等几个文字。 东晋时期，道教兴起。 道教的一派注重符录。 他们在桃木枣木上刻文字较长的符咒，从而扩大了印章的面积。 据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道家有一种刻着120个字的复印。 可见当时已经能够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 这实际上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拓碑是印刷术的另一个渊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当时儒家典籍全凭经师口授，学生笔录。 因此，不同的经师传授同一典籍也难免会有差异。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 为了免除从石刻上抄录经书的劳动，大约在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拓碑的方法。 拓碑的方法很简便。 把一张坚韧的薄纸浸湿后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张吸水的厚纸，用毛刷轻敲，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时为止，然后揭去外面的厚纸，用棉絮或丝絮拍子，蘸着墨汁，轻轻地均匀地往薄纸上刷拍，等薄纸干后揭下来，便是白字黑底的拓本。
这种拓碑的方法，跟雕版印刷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内凹的阴文，而雕版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阳文。 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正写。 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 后来，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从而传拓。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曾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这种雕版印刷已经所差无几了。 在唐代，印章与拓碑两种方法逐渐发展合流，从而出现了雕版印刷术。
唐穆宗长庆四年（825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到当时扬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用来换茶酒。 “模勒”就是雕刻的意思。 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雕版印刷术的最早记载。 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唐文宗根据东川节度使冯宿的报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 冯宿在他的报告中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已飞满天下。 ”可见当时民间从事雕版印刷业的人是很多的。
1900年，在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雕版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题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 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 这册书的形式是卷子，长约1丈6尺，由七个印张粘接而成。 最前面是一幅扉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又名“祇园精舍”)说法的情景。 其余印的是《金刚经》全文。 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雕版印刷的版料，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如枣木、梨木等。 先把木头锯成一块一块大小一样的板子，使之平滑，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划，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划突出在板上。 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 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 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 揭下来，纸上就有了白底黑字。 一本书的字数自然是相当多的，所雕的板也不止一块，每一块都照这种方法刷印成文。 全部印刷工作完毕，一页一页地装订起来，一本书也就成功了。 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
说起印制书籍，雕版印刷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一种书，只雕一回木板，就可以印很多部，比用手写不知要快多少倍了。 可是用这种方法，印一种书就得雕一回木板，费的人工仍旧很多，无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书籍，有些书字数很多，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雕好，万一这部书印了一次不再重印，那么，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没用了，而且雕版既笨重费力又耗料耗时，不仅存放不便，有错字又不易更正。
早期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 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收集封建社会中妇女典型人物的故事。 编写了一本叫《女则》的书。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死了，宫中有人把这本书送到唐太宗那里。 唐太宗看到之后，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出来。 《女则》是中国文献资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刻本。
大和九年（835年），剑南、两川和淮南道的人民，都用雕版印刷历书，在街上出卖。 管历法的司天台还没有奏请颁发新历，老百姓印的新历却已到处都是了。 颁布历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权，东川节度使冯宿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信，就奏请禁止私人出版历书。 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历书。 可是，历书关系到农业生产，农民非常需要，一道命令怎么禁得了呢？虽然唐文宗下了这道命令，民间刻印的历书仍旧到处风行。 就是在同一个地区，民间印刷历书的也不只一家。
黄巢起义的时候，唐僖宗慌慌张张逃到了四川。 连皇帝都逃跑了，当然也就没有人来管理禁印历书的事了。 因此，江东地方的人民就自己编印了历书来出卖。 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市场上就同时出现了两个版本的历书，这两套历书竟然在月大月小上相差了一天，这就难免发生了争执。 这件事被一个地方官知道了，他觉得不可思议，说：“大家都是同行做生意，相差一天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历书，这么严谨的东西怎么可以差一天呢？这个地方官的说法真是叫人笑掉大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