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发展史(中国数学发展史简介)

明末清初,西方初等数学开始陆续传入我国,使我国的数学研究出现一个中西融会贯通的局面。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我国,我国数学转入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徐光启的《几何原本》、梅文鼎的《梅氏丛书辑要》,以及李善兰等人的翻译和著述,促进了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1604年,徐光启考中进士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在北京住了下来。 在此之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我国,在宣武门外置了一处住宅长期留居,进行传教活动。

徐光启在公余之暇,常常去拜访利玛窦,彼此慢慢熟悉了,开始建立起较深的友谊。

利玛窦用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欧几里得原本》做教材,对徐光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完全弄懂了欧几里得这部著作的内容,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 于是,徐光启建议利玛窦同他合作,一起把它译成中文。

1607年的春天,徐光启和利玛窦译出了这部著作的前6卷。 付印之前,徐光启又独自一人将译稿加工、润色了3遍,尽可能把译文改得准确。 然后他又同利玛窦一起,共同敲定书名的翻译问题

这部著作的拉丁文原名叫《欧几里得原本》,如果直译成中文,不大像是一部数学著作。 如果按照它的内容,译成《形学原本》,又显得太陈旧了。

利玛窦认为,中文里的“形学”,英文叫做“Geo”,它的原意是希腊的土地测量的意思,他建议最好能在中文的词汇里找个同它发音相似、意思也相近的词。

徐光启查考了10多个词组,都不理想。 后来他想起了“几何”一词,觉得它与“Geo”音近意切,建议把书名译成《几何原本》,利玛窦感到很满意。

1607年,《几何原本》前6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了明代末期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一部必读书,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1607年以后,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之后,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大测》和《测量全义》等。 在传入的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是我国第一部数学翻译著作,其中的许多数学名词如“几何”等为首创,徐光启认为对它“不必疑”、“不必改”,“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几何原本》是明清两代数学家必读的数学书,对研究工作颇有影响。

1646年,波兰传教士穆尼阁来华,跟随他学习西方科学的有数学家方中通等人。 穆尼阁去世后,方中通等人据其所学,编成《历学会通》,想把中法西法融会贯通起来。

《历学会通》中的数学内容主要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

前两书是介绍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和布里格斯发明增修的对数。 后一书除《崇祯历书》介绍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纳氏比例式等。

方中通个人所著的《数度衍》对对数理论进行解释。 对数的传入是十分重要,它在历法计算中立即就得到应用。

清初学者研究中西数学有心得而著书传世的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和年希尧《视学》等。

梅文鼎是集中西数学之大成者。 他对传统数学中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幂求正根方法等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濒于枯萎的明代数学出现了生机。 年希尧的《视学》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透视学的著作。

清代康熙皇帝十分重视西方科学,他除了亲自学习天文数学外,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和翻译了一些著作。

1712年,多学科科学家明安图、天文历算家陈厚耀等,康熙皇帝的旨意下编纂天文算法书,完成了《律历渊源》100卷。 以康熙“御定”的名义于1723年出版。

其中的《数理精蕴》分上下两编。 上编包括《几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译自法文著作;下编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立体几何等初等数学,附有素数表、对数表和三角函数表。

由于《数理精蕴》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并有康熙“御定”的名义,因此对当时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综上述可以看到,清代初期数学家对西方数学做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并取得许多独创性的成果。

后来,随着《算经十书》与宋元时期数学著作的收集与注释,出现了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高潮。 其中能突破旧有框框并有发明创造的有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

他们的工作,和宋元时期的代数学比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和西方代数学比较,在时间上晚了一些,但这些成果是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数学的影响下独立得到的。

与传统数学研究出现高潮的同时,阮元与李锐等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收集了从黄帝时期至1799年已故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和明代末期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41人。

这部著作收集的完全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我国。 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数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代朝廷开展“洋务运动”,主张介绍和学习西方数学,组织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

其中较重要的有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翻译的《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华蘅芳与英人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和《决疑数学》;邹立文与狄考文编译的《形学备旨》、《代数备旨》和《笔算数学》;谢洪赉与潘慎文合译的《代形合参》和《八线备旨》等。

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还在应用,但所用数学符号一般已被淘汰了。 “戊戌变法”以后,各地兴办新法学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为主要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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