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元勋:醉心发展中子弹

1942年,人类进入了“原子时代”,它的标志是这一年的12月2日,第一座核反应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足球场开始运行,其中发生着自动持续的裂变反应。

1945年,美国试验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相当于两万吨梯恩梯的威力。

1952年11月1日,地球上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力,则相当于1000万吨梯恩梯!

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又研制出了中子弹,它根据中子裂变的原理制成,破坏物质的能力有限,但能使生物死亡。

1978年和1981年,美国总统先后下令推迟和恢复生产中子弹。

中子弹是一种中子流大量增加的武器,高能中子的穿透能力非常的强,大于伽马射线。 实际上有人把中子弹看成是一种微型氢弹,其裂变作用和聚变爆炸都产生中子。

中子弹的“瞬发”辐射作用是主要的,即中子流加上伽马射线是主要的,比一般炸弹高出十倍。 冲击波的作用虽然仍旧有效,但比较次要。

中子弹没有明显的放射性沉降,产生辐射也很少,因此它比较干净。 中子弹能在对物质破坏力较弱的情况下保持对生物的杀伤力。

如果作形象的比喻,可以想象成一大群坦克车和装甲车被中子弹袭击后,车子仍然完好无损,而车内所有的活人都被消灭了。 这就是中子弹最特别的地方。 因此,中子弹被誉为是一种防御进犯敌人的最理想的武器。

两弹元勋邓稼先作为一个核武器专家,十分清楚核武器在世界政治局势中的威慑作用。 两个超级大国已拥有五万多个核弹头,并且花大功夫提高弹头质量。

我们要打破核垄断,也必须拥有一定的实力。 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醉心于研制新的核武器。

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在不断发展,我们的事业也应该创新。 这意味着,邓稼先他们的工作更为艰巨了。 原子弹氢弹成功后,我国的核武器事业面临新的突破,研制新的、实践性能更好的氢弹。

在这个我国核武器事业关键的时期,邓稼先又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实战性能更好的理论方案提出时,由于技术难度比较大,不仅领导层有人犹豫,使用单位也不理解。

为了能用更精良的武器装备部队,邓稼先四处奔走,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加工车间。 有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接触放射性物质,接受放射性剂量也就在所难免了。

有一次,采用了一种新型材料。 第一次加工试验时,邓稼先和少数几位同志在帐篷里开密封罐看测试结果,不料这种新材料的性能十分好,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这样,原来的防护措施就显然不够了,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了超出允许剂量数百倍的辐射!

兴奋中,两弹元勋邓稼先他们仿佛没有意识到自身所受到的危害,泰然自若地工作着。

邓稼先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又掌握着一定的行政和科研决定权,但在科学问题上,他格守人人平等原则。 在有关氢弹实战化的问题上,他曾和一位下属发生了分歧。 邓稼先自己和有的上级领导都认为,从小型氢弹到实战用氢弹,可以减掉两次热试验。

从事具体理论研制的同志则认为,这样做虽然有成功的可能性,但那是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撞大运。 为了使氢弹研制的整个过程具有稳定扎实的理论基础,热试验多次也不能减。

他们争论了整个晚上,最后,邓稼先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并主动承担起说服那位上级领导的责任。

一次热核试验装置的理论方案基本确定后,主管理论方案的于敏为了确保成效,又提出需要修改。 邓稼先明白,这样做的话,他就要重新下达紧急的加工任务。 但是,他毅然同意了于敏的意见。 回忆起这件往事时,于敏感叹邓稼先是那样尊重科学,是那样胸怀博大。

如果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所拥有的一枚枚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远程导弹比着飞驰的神箭的话,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就是给这些神箭制造和安上多种箭头的人。

具有权威性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写道;“核武器可用导弹、火箭、火炮等发射、或飞机投掷。 最重要的核武器是弹道导弹的核弹头。 ”

为了使新的研究尽快突破,主管理论设计的同志提出,可以把原定的三次国家试验改为两次,取消中间的一次研究性试验。 经过讨论,根据科学理论,邓稼先同意了。

这一改,使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对理论和实际的要求也提高了,成功的把握减少了三分之一。 邓稼先作为主要决策人,责任大,风险大。 但是,邓稼先一点也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不考虑万一失败了,别人会怎么看他。

两弹元勋邓稼先只考虑到这一改,可以提前使我国核武器事业达到新的准,可以为国家节约几千万元的资金,可以及早用更好的产品装备部队。 他心里索绕的,只是怎样争取时间和在原理上突破。

为了这些,邓稼先简直是争分夺秒地工作。 如果说自从踏上秘密历程,邓稼先就像参加了场马拉松赛,那么,最后这一段,他是在用平生最大的力量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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