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之路1911年外蒙古脱离中国是沙皇俄国长期活动的结果，是俄国趁中国发生辛亥革命的有利时机，煽动和勾结外蒙古封建王公作出的分裂中国的行动，是俄国独家导演的一幕历史傀儡戏。
然而外蒙古封建王公既已于1911年宣布外蒙古“独立”并成立“大蒙古国”，何以其后几年的《俄蒙协约》、《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蒙协约》仅确认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并“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和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历史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俄蒙在外蒙古脱离中国问题上的利益和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俄国完全支持外蒙古王公脱离中国的一切要求；外蒙古王公则对沙俄的外蒙古政策百依百顺，亦步亦趋。
那在外蒙古宣布“独立”并成立“大蒙古国”以后，其法定的条约地位反而变成了“自治”而不是“独立”。
实际上，辛亥革命时俄蒙勾结肢解中国固然是事实，但俄蒙双方在此问题上亦是各有企图，各存野心，并不完全一致。
在当时情况下，沙皇政府认为，只有外蒙古的“自治”，而非独立，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俄国的侵略利益，于是凭借强权，施展诡计，迫使中国当局和外蒙古王公就范。
结果是，外蒙古的脱离中国使中国和外蒙古人民深受其害，使俄国获得重大的侵略利益。 外蒙古的实际地位和处境变成了既非“独立”，亦非“自治”，实际上是俄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
外蒙古僧俗封建主们要从中国独立出去，建立一个包括内蒙古等地在内的“大蒙古国”；沙俄虽然极力煽动和支持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但它的这一支持，丝毫不是为了外蒙古及其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沙俄本身最大限度的侵略利益。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具体条件下，指导沙俄对蒙政策的方针是如何能更有效地控制和掠夺外蒙古，如何能使外蒙古成为俄国独占的殖民地、保护国和俄国与中、日之间的缓冲国，不让他国染指。
它认为，达到此目的的最佳选择不是外蒙古的“独立”而是“自治”，即使是名义上的“自治”。
俄蒙间这一“独立”与“自治”的分歧曾经长期存在，只是由于俄国坚持其“自治”主张，外蒙古王公才勉强放弃了“独立”的要求。
1911年7月，以库伦活佛为首的外蒙古僧俗封建主在俄国长期煽动和支持下，以会盟为库伦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定分裂祖国，实行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杭达多尔济、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密往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
1911年10月，中国发生辛亥革命，12月1日，外蒙古王公调集各旗蒙兵集合库伦，正式通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喀尔喀已“将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皇帝”。
同月28日，哲布尊丹巴登基为帝，号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并收揽内蒙古失意王公及亲俄分子乌泰、海山、陶克陶胡等在库伦担当要职。
在俄国强大压力下，袁世凯政府终于不得不同意与俄国就中俄协约问题与俄方举行谈判。
中俄双方经过往返交涉，历时半年之久，前后三十余次，直到1913年5月20日始议定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协议六款，俄国以表面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换取了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承诺不向外蒙古移民，接受俄国“调处”。
1915年6月7日，中俄代表及外蒙傀儡当局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
《中俄蒙协约》使俄国几年来通过《俄蒙协约》、《商务专条》、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在外蒙古所掠夺的特权，以中、俄、蒙三方条约的形式从法律上巩固下来。
通过此约，俄国并没有支持外蒙古王公建立“独立国”的要求，而是按其既定方针，将外蒙古成功地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尽管那不过是名义上的“自治”。
和1921年苏俄向外蒙古输出革命、全力支持甚至是包办蒙古人民革命的情况不一样，在1911年，外蒙古“独立”并不完全符合俄国的利益。 相反，保持外蒙古名义上的“自治”，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俄国的侵略利益。
首先，支持外蒙古独立将引起其他国家干涉外蒙古事务。
如果俄国支持外蒙古独立，将破坏东亚的均势，使俄国外交上处于群起而攻之的被动孤立状态。
其次，当时俄国正关注中近东局势，无力在蒙古地区采取大的动作。 因中近东等问题矛盾的尖锐化，列强在欧洲正不由自主地一步步地向世界大战靠近。 在此情况下，俄国只愿“和平”地扩大它在外蒙古的特权，维持正常的贸易关系，不愿意因支持外蒙古独立而在该地区造成严重的动荡。
支持外蒙古独立还将恶化俄日关系。 如果此时俄国再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势将为建立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大蒙古国”而不遗余力，这必将导致俄日关系的紧张，而这种紧张，正是沙皇政府小心翼翼地力求避免的。
支持外蒙古独立，对俄国的侵蒙战略也极为不利；相反，保持外蒙古的“自治”地位，有利于俄国孤立和控制外蒙古，使之成为俄国的禁脔。
沙皇政府在外蒙古追求的是对该地独占的统治地位。
在当时情况下，让外蒙古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各国势必要在库伦设立公使馆，造成其他列强与俄国争夺该地的复杂局面。
俄国不支持外蒙古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愿意在其东部边疆出现一个强大的“大蒙古国”。 外蒙古封建王公的“大蒙古国”计划，其地域除喀尔喀外，还包括整个内蒙古和毗邻西藏的青海地区。
在俄国鞭长莫及，力量薄弱的西伯利亚边疆出现偌大一个“大蒙古国”，其本身将是俄国的一大隐忧，更何况在广大的俄国贝加尔湖地区居住着同为蒙古部族的布里亚特蒙古人。
“大蒙古国”对布里亚特蒙古人会造成何等后果，是沙皇政府不能不担心的问题。
俄国打着在中蒙之间进行“调停”的旗号一方面唆使、挟持外蒙古王公脱离中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另一方面又打着维护中国宗主权的幌子，来孤立、控制、独占外蒙古。 俄国外交的狡狯，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