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故事中国古代许多官职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了设立的初衷，以至于无法通过字面领会其中含义，御史就是其中之一。
《说文解字》中“御”字意为“使马”，有驾御、操使的意思，字面来看，御史应为记录和管理历史、档案一类的官员。
实际上，周朝刚刚设置御史官的时候，也的确是将其作为史官一类。
《史记·滑稽列传》中说，国君理政的时候“执法在旁，御史在后”，御史的作用类似于现在的书记员、秘书。
当然现在做一个书记员和秘书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但上古时候不同，那时候没有纸笔，字都刻在竹简上，想要识字、写字特别困难。
当时能掌握足够的知识来记录历史，怎么也比现在的专家教授厉害。
加上天天围着国君转，所以御史的地位特别高。
御史不光社会地位高，人格也高。
春秋时期的齐国大夫崔杼弑君，太史官不惧淫威，如实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杀了太史官，继任的太史官依然如旧，崔杼又杀之，第三个史官还不屈不挠。
听说齐国发生处死史官的事后，国外许多史官竟然抱着写好的竹简往齐国跑，非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下来不可，一副势同恶势力斗争到底的样子，最后崔杼只能任凭史官记载其事。
客观、真实的记录历史对春秋时期的史官来说已经超越了工作范围，成为他们的人生信念。
如果历史失真，史官会把这当作个人生命中的污点。
为了让后人读到真实的历史，他们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文化水平高，道德素质过硬，一面记录历史，一面直言不讳，这些优点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让这些能说实话、敢说实话的史官来充当监察官员自然是极好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秦汉时期御史转身就变成了监察官。
成了监察官之后御史的官署改称御史台，御史台也称兰台、宪台，明清时期改称都察院。
御史台长官称御史大夫，副官称御史中丞，职员称御史。
虽然御史台的名字变来变去，但是从秦初到清末，御史都是监察官，除了负责监察百官有无贪赃枉法之外，唐宋时期御史还同谏官合流。
合流后的御史和谏官合成台谏，能够对国家政策进行批评监督。
总的来说，御史台监察百官的职能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委，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大臣用人唯亲、哪个知府知州执行命令不到位，都在御史的监察范围之内。
在御史刚刚从史官系统分离出来的秦汉时期，御史受命于丞相，御史大夫兼副丞相。
御史大夫同丞相、太尉共称三公，属于政府首脑。
由于受丞相领导，所以秦汉时期御史无法对行政系统实现独立监察。
西汉末期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御史中丞带领御史自立衙署，御史台这才逐渐脱离行政系统控制。
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系统大变革，皇权加强相权削弱。
加强后的皇权为了能掌握足够的监察权，将御史台纳入麾下。
现代管理学认为，只有同管理权并立的监察权才能实现有效监督。
如果一个部门，乃至一个人即负责管理又负责监察，那这个部门或者这个人自己的问题必然无法被纳入监督范围，这种情况下的监察要么沦为空谈，要么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
彻底脱离行政系统控制后，御史台不需要向行政首脑宰相负责，同政务得失没有利害关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中立。
唐宋时期独立后的御史台组织架构得到加强，御史人数不断上升。
扩张后的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查院。
台院御史称作侍御史，纠察刑狱诉讼；殿院御史称作殿中侍御史，主抓殿庭礼仪；查院御史称监察御史，主要负责纠察百官作风。
从组织架构层面而言，直接受皇帝领导的御史台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监察机构。
除了赋予御史台独立性之外，唐代御史的地位也被特意拔高。
虽然御史官位只有五品，还不及普通县官，但是御史却拥有其他五品官不具备的朝会权，能够在百官面前上奏天子。
唐宋时期御史台的一个特点叫做“御史无长官”，虽然御史大夫总领御史台工作，但是御史只对皇帝负责。
御史的工作内容根本不对御史大夫汇报，御史大夫也无权命令御史弹劾或者不弹劾某个人。
御史一面拥有巨大的参劾权，一面又官位低微。
一个御史可以说是降无可降，罚无可罚。
无可降无可罚，又不受政府行政系统领导，所以御史工作起来毫无后顾之忧。
哪怕是当朝宰相，只要被御史抓到马脚也是照参不误。
唐朝神龙年间，御史大夫李承嘉曾对手下实行弹劾前不向自己汇报发表不满。
御史萧至忠说：御史台没有长官，御史都是天子耳目，如果弹劾谁需要你同意，那有一天想弹劾你怎么办？
比赋予御史尊贵地位更有力的保证是风闻奏事权。
风闻就是道听途说，类似于现代化的匿名举报。
拥有风闻奏事权的御史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可以对一切可疑案件进行调查。
这不但保护了举报人，也增强了监察系统的威慑力。
武则天时男宠张易之、张宗昌收受贿赂，贪赃枉法。
御史宋璟行风闻奏事权，于朝会上弹劾两人。
如果弹劾必须署名谁敢向御史台举报女皇男宠？如果所查无事后要对自己行为负责，哪个御史敢参劾张氏兄弟？
虽然隋唐形成的监察制度已经具备现代监察制度的雏形，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御史台的架构逐渐显得不合时宜。
随着国家权力进一步向皇帝集中，监察制度在明朝迎来了一次大倒退。
朱元璋废宰相之后亲自领导六部，随之而来监察系统也迎来大改。
明朝时废御史台，提高查院地位，设立都察院。
纠察百官作风成为了监察系统首要职责，监督政策得失成了六科给事中的事。
明代都察院下设左右都御史、左右都副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另外还有对口六科官员的监察御史。
从组织上看，明清时期都察院比隋唐时期御史台更加庞大和完善，监察能力也应该随之增强。
但是扩张之后的监察系统却面临同秦汉时期一样无法独立的问题。
唐宋时期监察系统至今为人称道，主要原因就是监察系统同行政系统分立的制度优势。
宰相作为政府首脑负责行政，皇帝作为国家元首掌管监察，供职御史台的御史同政府系统没有利益冲突，在弹劾官员的时候也不怕打击报复。
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后废除宰相，行政监察一手抓，所有问题到最后都是皇帝自己的问题，监察到最后也会查到皇帝头上，这种情况下监察制度必然成为空谈。
没有了制度保障的御史成了皇帝打击异己清除政敌的工具。
明朝时期的太监刘瑾、奸臣严嵩，清朝时期的贪官和珅，都因为皇帝的有意回护而免于被监察系统调查。
而一旦奸臣失去皇帝青睐，御史的举报信又雪片一样飞向御前。
如果监察权能同行政权分立，明清时期乱臣祸国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御史脱胎于史官，依靠自身独特的道德优势演变成监察官，从秦到清，御史职能从未改变。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唐宋时期迎来高峰，明清时期又跌入低谷。
一路走来，御史官员以正直的道德和直言不讳的勇气为人所称道，虽然位卑，但言重。
中国古代监察系统经历的风风雨雨，颇值得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