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海洋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已年过61岁高龄的平西王吴三桂，开始了他“倡乱滇中”的戎马生涯，史乘上将此称之为“三藩之乱”。
对于“三藩之乱”的看法，相信熟悉清史的读者朋友们应该都十分清楚，此事件在康熙时期就已经形成定论，即认为自始至终都是以吴三桂等人为首组织的一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叛乱”，它严重违背了处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黎民百姓的意愿和历史发展潮流，同时还进一步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可以这么说，自康熙时期以来，大部分人对于该起事件的看法都囿于以上所述的这一观点。 诚然，笔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该事件的看法也是如此，也曾斩钉截铁地认为“三藩之乱”的性质已成“铁案”，作为战火的挑起者，吴三桂本人理所当然是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时过境迁，作为“三藩之乱”胜利一方的清王朝已成过往云烟，“逆贼”吴三桂在历史的长河中更是化为了灰烬，基于如此，倘若我们还是一成不变地去坚守古人对于此事件的看法的话，就未免有点说不过去了，毕竟历史往往是由胜利一方去撰写的。
基于这一道理，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出发，同时结合一些相关史料的记载以及一些史学专家们的观点，来对“三藩之乱”的性质重新做一个审视，同时更深一层次地去分析“三藩之乱”爆发的合理性以及该起事件给清王朝的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有利一面。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从理性的角度来重新考量“三藩之乱”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吴三桂挑起“三藩之乱”的战火是违背民意的，而且由于波及的范围非常广，以至于给当时的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在笔者看来，这仅仅是此事件的一个方面，如果进一步去探究引发“三藩之乱”的原因以及满清统治者对此事件所采取的一些善后措施的话，就会发现“三藩之乱”也不乏存在着其诸多合理之处。
“一切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客观现象，在当时都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与此同时这些客观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诸多主观因素相互碰撞而造成的”，这是笔者在上一篇文章当中所写的一句话。
纵观“三藩之乱”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尽管吴三桂是该起事件的发起者，但实际上真正引发战乱的原因绝不是来源于吴三桂本人这一个方面，其真实原因而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交织碰撞而造成的。
从内在原因来看，“三藩”之所以要发起叛乱，其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各自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既得利益。
众所周知，“三藩”领导人皆属于汉人，而且都是以明朝降将的身份去加入“清王朝集团”的，随后在追随新主子的过程中披肝沥胆立下了汗马功劳，说大清的江山有一半是这些人打下来的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顺治初年，随着清朝中央政府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愈加稳固，满清统治者就以封王赐爵的方式去进一步笼络和“报答”这些人，甚至不惜将平西王吴三桂进封为“亲王”，可想而知清王朝对他们的重视程度。
就这样，这些人由明朝大将的身份演变成了清朝元勋，地位和身份基本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只是拥护的对象不同罢了。
尽管如此，但严格意义上讲“三藩”与明朝的关系和与清朝的关系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即拥护明朝，于情于理；而拥护清朝，尽管能够荣升更高的地位、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或多或少之间存在着某种“主雇关系”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他们毕竟是在半途中参与到这个政权的建设的，以至于满清统治者与他们之间从根本上始终没有形成一种共存亡、同生死的利害关系。
站在“三藩”的立场上来看，他们认为凭借其当年的显赫战功去换取今天的地位和利益是理所当然的，这便是一种所谓的“等价交换”。
而一旦满清统治者突然要剥夺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利益的话，铤而走险、起兵叛乱对他们来说也就成了最终的最佳选择。
毫不夸张的说，这即是社会商品经济规律在政治领域中的直观体现，其所包含的合理之处亦是不可否认的。
昭武元年通关文牒
02、进一步探究推动“三藩之乱”爆发的外部因素
在文章的开头笔者就已经说过，吴三桂挑起“三藩之乱”是违背了民意，阻碍了当时的社会发展。
那么，既然如此，为何吴三桂刚一举起叛乱大旗便得到了多方势力的响应呢？如贵州提督李本深、贵州巡抚曹申吉、黔西总兵王永清等人听闻吴三桂举兵反清之后相继从逆，以至吴三桂大军在东行之际如入无人之境，直穿云贵，直指湖南。
除此以外，明朝皇室遗脉以及一些不肯妥协的知识分子们也趁势而起，纷纷响应吴三桂。
就连远在台湾的郑经势力都按耐不住其躁动的心，书信吴三桂：
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
显然，郑经势力的意思十分明显，即愿与吴三桂联合抗清，为此他又调兵直指沿海地区，企图以此来响应吴三桂。
郑经画像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当时的吴三桂在一定程度上还拥有民心基础，尽管永历帝朱由榔是死于他之手。
举个例子，明末启蒙思想家顾炎武曾赞誉过吴三桂起兵乃“碧鸡竟长鸣”之举，只可惜挚友过世得早未能听闻到如此的好消息，故而写道“悲哉君不闻”！再者，吴三桂还得到了诸多地方反清武装的大力响应，如杨起隆冒充朱三太子所领导的“中兴官兵”、四川一些土司、苗民势力也遥相呼应，为满清统治者平息这场叛乱制造了不可小觑的麻烦。
那么，既然大家对吴三桂“兴明讨虏”的最终目的都了然于心（即维护其自身的既的利益），为何仍有如此良好的社会基础为其提供服务呢？这岂不是与前文所述的“违背民意”相矛盾吗？其实不然，究其原因基本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清王朝统治者毕竟乃满人出身，而传统的“华夏之防”观念在成千上万的汉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凭满清统治者的一时统治和压迫是不可能使这一观念有较大转变的，因此某种程度上对于清朝中央政府的束缚和指手画脚，汉族黎民百姓从骨子里是不情愿屈服的，这也就是吴三桂在起兵之初为何要以“满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
今天下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这类文字传檄天下了，其目的便是要利用上千年的传统观念来唤醒汉人们的复仇心理罢了。
第二，清初清政府的统治尚未完全征服人心。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剃发易服是满清统治者为了更好的统治中原所下达的首个强迫性政策，为了深刻落实这一政策，无数的汉人死于统治者刀下，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说法便是肇始与此。
其次，清初“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残酷的屠杀行为，也进一步刻画出了满清统治者在汉人心中的丑恶嘴脸。
与此同时，这些深仇大恨，在短时间内他们必然是会铭记于心的。
对此，康熙帝后来也毫不隐晦地说道：
吴三桂初叛时，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致。
康熙帝以上所述更是进一步说明了吴三桂挑起“三藩之乱”并不全是违背了民意。
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黎民百姓以及社会各级阶层人员是否渴望爆发反清斗争，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三藩之乱”的爆发在一定期限内代表了广大汉人的心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扬州十日
03、“三藩之乱” 对清朝社会发展带来的有利一面
我国著名清史研究学家李治亭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战争具有一种伟力，它能把那些用行政命令而无法消除的陈规旧迹一扫而尽。
”同样，“三藩之乱”也不例外。
从表面上看，它给当时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但实际上它的爆发也间接地让满清统治者意识到了强加于黎民百姓身上的一些政策（如圈地令、禁海令等）是不合时宜的，与此同时也领会到了“恤兵养民”的重要性。
鉴于如此，在“三藩之乱”之后，满清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造福百姓且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禁海令取消；康熙二十四年，圈地令永行废除；康熙二十五年，残酷的“逃人法”日益松弛，直至最后名存实亡等等。 这些易于激化满汉关系的残酷政策被一一废除之后，清朝初期的社会发展无形之中又迎来了春天，而造成这些政策被废除的原因，虽然难以与“三藩之乱”直接搭上关系，但在笔者看来“三藩之乱”间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三藩之乱”的爆发也并不是诸位所想的那般一文不值，相反，它所产生的积极的一面是我们难以看得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