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如诗说一说乾隆皇帝与法国大革命。
1789年的7月14日，法国民众攻陷了巴士底狱。 这一天后来被视为法国大革命揭开序幕的日子。 1789年，即大清乾隆五十四年。
乾隆知晓法国发生了大革命，与当时在宫廷服务的法国传教士有关。 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钱生于1718年，1750年来华，次年抵达北京。 获乾隆接见后，便长期在宫廷任职，以其掌握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为乾隆皇帝服务（或谓点缀）。 据钱德明给远在法国的妹妹的一封书信，晚年的他曾有机会返回法国：
“缘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德明将随使行也。 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故普罗凡斯州知事曾接路易十六世大臣伯尔坦书，言国王将以德明所得之恩荣加之于其侄孙。 ”①
此说大体可信。 早在康熙时代，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便遣人赠送过版画《法国最美建筑图集》，乾隆后来兴起造西洋喷泉的念头，即是翻阅该书的结果。 路易十六赠送给乾隆的壁毯，是由当时法国宫廷首席画家布歇设计的，乾隆也很喜欢，将其挂在了圆明园的远瀛观。 据另一位服务于宫廷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讲，乾隆看了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后，曾问他“欧洲有多少个国家及各国君主能武装多少军队”，希望了解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还询问了地图上的“新西班牙”“新荷兰”“新法兰西”等海外殖民地的名字是何意②。 对乾隆来说，法国是一个有存在感的国家。
♦ 钱德明
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没能实施。 原因便是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事变突起，法国消息日益恶劣，德明忧悒日甚”③。 钱德明是计划的推动者，也是计划的参与者（要随使团一同出行），自是需要向乾隆皇帝去解释为何计划必须推迟或者取消。 如此，乾隆便知晓了法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故。
钱德明究竟如何向乾隆讲述法国大革命，是否向他介绍过主张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史料无载不得而知。 可知的是，钱不太认同大革命。 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革命党人处决。 同年10月6日，消息传到北京，钱德明“跪地为此不幸君主祈祷，是日尚为其王举行弥撒”④。 据此推测，他有可能在乾隆面前批评了革命者及其主张。
马戛尔尼使团1792年来华时的感受与见闻，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使团成员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 ”据斯当东耳闻到的信息，这种防范虽然没有发展到全面驱逐洋人的地步，但“已经对在华外国人的行动注意监视”，外国技匠和天文学者们同欧洲的书信往来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 斯当东认为，这种做法大可不必，因为法国的传教士长期依靠汇款维持生计，而法国大革命破坏了这一点：
“现在法国的平民统治者断绝了这笔款项来源，这些传教士们比任何人都更厌恶法国革命。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受到小心而多疑的中国政府的提防。 ”⑤
据此，斯当东将使团在清朝遭遇种种困难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乾隆皇帝害怕法国大革命，同时也害怕与法国为邻的英国使团：“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更深恶痛绝的。 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 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 ”⑥
♦ 乾隆晚年像
斯当东的上述印象，主要来自在华传教士，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源之一便是钱德明。
使团来华时，年逾七十的钱德明已病势颇重，但他很愿意协助使团取得成功，所以给马戛尔尼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他所了解的乾隆和清廷。 信中，钱德明劝马戛尔尼不要操之过急，提醒他“中国很少有与他国缔结条约的观念”，清廷的特点是“对于任何一种新的事物最初总是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生怕自己上当吃亏”，所以许多事情必须慢慢来，不妨先建立一个友好的基础，“以后再陆续发生联系”。 信中还提到，法国大革命给乾隆造成了很负面的印象，会影响他对使团的观感：
“近来广州下级官吏压迫外人的举动逐渐增加，……使节团越早来，效果越大。 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 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 ”⑦
以上是斯当东的转述。 钱德明原信的说法是：如果马戛尔尼使团早些到达，“在巴黎的消息尚未使政府及六部感到担忧前就到来”，那会好很多。 现在，法国的动荡已经让清廷感到了害怕，使他们变得“敌视任何改革”。 转述基本遵从了钱德明的原意。
♦ 法国所藏乾隆贵妃肖像画
但在法国当代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看来，钱德明的说法未必可信，“仁慈的耶稣会教士是否在把他自己的恐惧说成是中国人的恐惧呢？”进而，他怀疑斯当东对钱德明说法的认同，也只是在为出使的失败寻找外部原因。 佩雷菲特援引了一位当事人的看法，该当事人活跃于乾隆时代的广州：
“我怀疑法国大革命会引起清朝政府的不安。 我甚至怀疑它能否理解大革命的原则（指平等、自由与天赋人权等）。 ”⑧
中文史料里，确实找不到只言片语来证实乾隆对法国大革命的担忧（至少笔者未见，如有敬请分享）。 以乾隆的知识结构，期望他理解法国大革命背后的思想理念与发生逻辑，也不太现实。 更何况向他传递法国大革命讯息的钱德明，本就是路易十六的同情者。
有学者称，“对乾隆来说，路易十六之死远比崇祯之死所引起的震撼要强烈得多”⑨，并将镇压白莲教等行动与之联系到了一起。 该论断的想象成分显然过多。 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应该是：乾隆皇帝不喜欢法国大革命，但他也不会被法国大革命“震撼”，因为他理解不了法国大革命究竟“震撼”在哪里。
♦ 路易十六像
真正被法国大革命震撼的，其实是邻近法国的那些欧洲国家。 马戛尔尼使团回国后，在英国王室任职的讽刺作家马蒂亚斯( Thomas James Mathias)，便虚构了一首乾隆皇帝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诗作：
O’er th’astonished world
The flag of dire EQUALITY unfurl’d,
Drizzling with blood of millions streams in air,
The scroll, FRATERNAL FREEDOM, DEATH, DESPAIR!⑩
在马蒂亚斯的笔下，这位坐拥数千年古老帝国与古老政治智慧的“乾隆皇帝”现身说法，痛斥了法国大革命的领袖，说他们为了追求“可怕的平等”而让世界鲜血横流，充满了死亡与绝望。
乾隆皇帝不知道自己写过这首诗，他也理解不了这首诗。
（来源：腾讯新闻）
①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8页。
②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1页。
③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8页。
④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8-879页。
⑤（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页。
⑥（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355页。
⑦（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463页。
⑧（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36页。
⑨李景屏：《法国科学传教团来华及其影响》。
⑩Thomas James Mathias, The Imperial Epistle from Kien Long, Emperor of China, to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796), 30. 转引自：Henrietta Harrison，The Qianlong Emperor’s Letter to George III and the Early-Twentieth-Century Origins of Ideas about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2, Issue 3, June 2017, Pages 68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