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章狂魔乾隆皇帝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说一说乾隆皇帝与法国大革命。

1789年的7月14日,法国民众攻陷了巴士底狱。 这一天后来被视为法国大革命揭开序幕的日子。 1789年,即大清乾隆五十四年。

乾隆知晓法国发生了大革命,与当时在宫廷服务的法国传教士有关。 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钱生于1718年,1750年来华,次年抵达北京。 获乾隆接见后,便长期在宫廷任职,以其掌握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为乾隆皇帝服务(或谓点缀)。 据钱德明给远在法国的妹妹的一封书信,晚年的他曾有机会返回法国:

“缘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德明将随使行也。 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故普罗凡斯州知事曾接路易十六世大臣伯尔坦书,言国王将以德明所得之恩荣加之于其侄孙。 ”①

此说大体可信。 早在康熙时代,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便遣人赠送过版画《法国最美建筑图集》,乾隆后来兴起造西洋喷泉的念头,即是翻阅该书的结果。 路易十六赠送给乾隆的壁毯,是由当时法国宫廷首席画家布歇设计的,乾隆也很喜欢,将其挂在了圆明园的远瀛观。 据另一位服务于宫廷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讲,乾隆看了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后,曾问他“欧洲有多少个国家及各国君主能武装多少军队”,希望了解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还询问了地图上的“新西班牙”“新荷兰”“新法兰西”等海外殖民地的名字是何意②。 对乾隆来说,法国是一个有存在感的国家。

♦ 钱德明

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没能实施。 原因便是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事变突起,法国消息日益恶劣,德明忧悒日甚”③。 钱德明是计划的推动者,也是计划的参与者(要随使团一同出行),自是需要向乾隆皇帝去解释为何计划必须推迟或者取消。 如此,乾隆便知晓了法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故。

钱德明究竟如何向乾隆讲述法国大革命,是否向他介绍过主张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史料无载不得而知。 可知的是,钱不太认同大革命。 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革命党人处决。 同年10月6日,消息传到北京,钱德明“跪地为此不幸君主祈祷,是日尚为其王举行弥撒”④。 据此推测,他有可能在乾隆面前批评了革命者及其主张。

马戛尔尼使团1792年来华时的感受与见闻,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使团成员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 ”据斯当东耳闻到的信息,这种防范虽然没有发展到全面驱逐洋人的地步,但“已经对在华外国人的行动注意监视”,外国技匠和天文学者们同欧洲的书信往来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 斯当东认为,这种做法大可不必,因为法国的传教士长期依靠汇款维持生计,而法国大革命破坏了这一点:

“现在法国的平民统治者断绝了这笔款项来源,这些传教士们比任何人都更厌恶法国革命。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受到小心而多疑的中国政府的提防。 ”⑤

据此,斯当东将使团在清朝遭遇种种困难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乾隆皇帝害怕法国大革命,同时也害怕与法国为邻的英国使团:“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更深恶痛绝的。 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 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 ”⑥

♦ 乾隆晚年像

斯当东的上述印象,主要来自在华传教士,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源之一便是钱德明。

使团来华时,年逾七十的钱德明已病势颇重,但他很愿意协助使团取得成功,所以给马戛尔尼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他所了解的乾隆和清廷。 信中,钱德明劝马戛尔尼不要操之过急,提醒他“中国很少有与他国缔结条约的观念”,清廷的特点是“对于任何一种新的事物最初总是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生怕自己上当吃亏”,所以许多事情必须慢慢来,不妨先建立一个友好的基础,“以后再陆续发生联系”。 信中还提到,法国大革命给乾隆造成了很负面的印象,会影响他对使团的观感:

“近来广州下级官吏压迫外人的举动逐渐增加,……使节团越早来,效果越大。 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 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 ”⑦

以上是斯当东的转述。 钱德明原信的说法是:如果马戛尔尼使团早些到达,“在巴黎的消息尚未使政府及六部感到担忧前就到来”,那会好很多。 现在,法国的动荡已经让清廷感到了害怕,使他们变得“敌视任何改革”。 转述基本遵从了钱德明的原意。

♦ 法国所藏乾隆贵妃肖像画

但在法国当代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看来,钱德明的说法未必可信,“仁慈的耶稣会教士是否在把他自己的恐惧说成是中国人的恐惧呢?”进而,他怀疑斯当东对钱德明说法的认同,也只是在为出使的失败寻找外部原因。 佩雷菲特援引了一位当事人的看法,该当事人活跃于乾隆时代的广州:

“我怀疑法国大革命会引起清朝政府的不安。 我甚至怀疑它能否理解大革命的原则(指平等、自由与天赋人权等)。 ”⑧

中文史料里,确实找不到只言片语来证实乾隆对法国大革命的担忧(至少笔者未见,如有敬请分享)。 以乾隆的知识结构,期望他理解法国大革命背后的思想理念与发生逻辑,也不太现实。 更何况向他传递法国大革命讯息的钱德明,本就是路易十六的同情者。

有学者称,“对乾隆来说,路易十六之死远比崇祯之死所引起的震撼要强烈得多”⑨,并将镇压白莲教等行动与之联系到了一起。 该论断的想象成分显然过多。 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应该是:乾隆皇帝不喜欢法国大革命,但他也不会被法国大革命“震撼”,因为他理解不了法国大革命究竟“震撼”在哪里。

♦ 路易十六像

真正被法国大革命震撼的,其实是邻近法国的那些欧洲国家。 马戛尔尼使团回国后,在英国王室任职的讽刺作家马蒂亚斯( Thomas James Mathias),便虚构了一首乾隆皇帝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诗作:

O’er th’astonished world

The flag of dire EQUALITY unfurl’d,

Drizzling with blood of millions streams in air,

The scroll, FRATERNAL FREEDOM, DEATH, DESPAIR!⑩

在马蒂亚斯的笔下,这位坐拥数千年古老帝国与古老政治智慧的“乾隆皇帝”现身说法,痛斥了法国大革命的领袖,说他们为了追求“可怕的平等”而让世界鲜血横流,充满了死亡与绝望。

乾隆皇帝不知道自己写过这首诗,他也理解不了这首诗。

(来源:腾讯新闻)

①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8页。

②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1页。

③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8页。

④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8-879页。

⑤(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页。

⑥(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355页。

⑦(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463页。

⑧(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36页。

⑨李景屏:《法国科学传教团来华及其影响》。

⑩Thomas James Mathias, The Imperial Epistle from Kien Long, Emperor of China, to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796), 30. 转引自:Henrietta Harrison,The Qianlong Emperor’s Letter to George III and the Early-Twentieth-Century Origins of Ideas about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2, Issue 3, June 2017, Pages 6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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