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典籍有两部——一曰《书》,二曰《诗》。
《书》,就是后来所说的《尚书》。 《诗》,则为直到现在所称的《诗经》。
这两部最古老典籍名称上的变化,都在西汉。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谏议,“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 “五经”,就是诗、书、礼、易和春秋。
自此,《书》称《尚书》;《诗》为《诗经》。
关于《诗》,现在一般都说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这个说法不能说不对,里面确实收录了前后约六百年的三0五首诗作,但又似乎没揭示《诗》所以结集的深层原因。
《诗》的编辑,应该从西周初年就开始了,而且是周王室的史官乐官亲自动手编的,至西周中期编成。
聂石樵、李炳海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里说,《诗》所涉及的“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
那么,西周从立国开始的诸代周王,为何要下令命史官乐官编这部《诗》呢?
周王们喜欢文学?这个回答未必准确。
为了给诗配乐演唱,以适合各种场合的演奏需要?这么说无疑也太浅显。
其实,古人也早就探讨过编《诗》的宗旨。
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司马迁、唐儒孔颖达、宋儒朱熹都专门发表过这方面意见。 归结起来,古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诗之作,是为抒发情志愤懑;《诗》之作,是为行王道而化天下。
所以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孟子的这个说法,并非没有根据。
1995年,上海博物馆入藏1200多枚战国楚简。 学者们从其中的29支简上,整理出一部1006字的《诗论》,是孔门师徒专门研究《诗》之论述。
这里面,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其曰:“诗也,文王受命矣。 ”
“文王受命”,这才是西周初年周王室编《诗》的宗旨。
所谓“文王受命”,是说周文王承受天命,统治天下,以后的周王则又继承了这一天命。 周王室命史官乐官编《诗》,就是要通过诗三百,讲述周朝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令诸侯和黎民诵之咏之,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尊重周天子,服从周天子的德行。
上博简《诗论》,使当代学者对《诗》的研究前进了不止一大步。 《诗论》中记载的孔子“诗也,文王受命矣”思想,使长期《诗》之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也迎刃而解。
很多人说,《诗》分“风、雅、颂”。 其实,“雅”还分“大雅”“小雅”。
这四部分的首篇,历来被称为“四始”。 为何选此四首诗为“始”,过去,基本以清代学者魏源“便于演奏说”为马首。
但在上博简《诗论》面试后,学者们纷纷发表了新的看法。 比如,李锐2004年发表《“四始”新证》说:“《关雎》、《鹿鸣》、《文王》、《清庙》这四首诗讨论的主要是夫妇、父子、君臣、天人四种关系”。 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赞同。
由此,也就可以找到孔子礼学思想的渊源了。
还有人说,《诗》,是由孔子删减编辑而成的。 这个说法,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
但是从《诗论》来看,其中讨论了六十三首诗,全部见于流传至今的《诗》中。 而《诗论》中,从未讨论过今本未见之诗,也没有任何关于删诗的记载。
从汉代开始,已经陆续有人质疑孔子删诗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清代。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古籍中,多次引用《诗》,且未超出现在版本之外。 另,《荀子》、《庄子》、《墨子》等书中,亦称《诗》为《诗三百》。
而且,上述古籍的记载中,不少早于孔子的诸侯们,似乎《诗》已烂熟于胸。
综上,现在的学者们大多认为,在西周中期,周王室已经把编纂好的《诗》,誊抄颁发给各国诸侯,以致在春秋之前,包括在春秋时期,诸侯们才可能对《诗》耳熟能详,娴熟吟诵。
就是说,孔子并未删诗,也未编诗——第一,春秋之前的诸侯们不可能见到春秋末年孔子编的诗;第二,孔子即便编诗,他当时的影响力,绝不可能大到让各国诸侯去诵咏。
关于《诗》学,汉代的时候,将其作为“道德”来讲解;宋代的时候,将其作为“道德”的同时,又把对历史的讲解混入其中;到了现代,则主要从历史、哲学、道德、文学、民俗等等多个维度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