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际之城钱钟书先生出身教育世家，学贯东西，嗜书如命，曾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外文系教授。
钱钟书因周岁“抓周”时抓的是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人如其名，钱钟书一生钟情于书，读书不倦、嗜书如命。
钱钟书幼时与弟弟钟韩跟随伯父读书。 伯父每日早晨必上茶馆喝茶，而钱钟书总是紧跟其后。 伯父以铜板一枚买一酥饼，再向书摊租一本小书给他。 钱钟书吃完酥饼即开始看书，一直看到伯父领其回家为止。 七八岁时，钱钟书开始读小说。 家里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很快被他读完，又读了从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古典长篇小说，以及《聊斋志异》。 上中学后，钱钟书读了很多文学刊物，还读了大量刚刚翻译成中文的外国长篇小说，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等书，还有各种探险小说，读得非常入迷。 上大学后更是博览群书。
钱钟书究竟读过多少书？有一天，钱钟书和他的一位学生逛书店。 他对身边的学生说：“你在这儿如果能找到一本我没读过的书，我就不算是你的老师。 ”学生出于好奇，便在店里专找那种从没有听说过的冷僻书籍问钱钟书看过没有？钱钟书立刻能说出此书是哪朝哪代何人所作，书中讲些什么内容。 屡试不爽，从未出错，学生惊叹不已。 钱钟书看书如八戒进食，食量甚豪，粗细不择。 厚厚的字典，拿来就读，不入流的小书，他看得津津有味。 他还喜欢将书中的故事说给杨绛听，他的表达能力很好，连比带画，说的人讲得眉飞色舞，听得人往往也是兴致入神。
一般来说，一个作者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肯定少不了他的想象和创作，但更多的灵感来源或许是作者本人的经验和切身经历。
1941年，钱钟书来到了上海。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同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钱钟书因此被困于上海。
正是由于他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情绪和经历，对《围城》的主旨和书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这并不代表《围城》中的人物经历就完全等同于钱钟书的个人经历。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 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 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 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 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围城》创作写于1944~1946年，诚如夏志清先生所说，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首先《围城》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揭示一个存在困境，故事又发生在动荡的抗战年代，小说里人物的命运随着时代迁流，真切地反映出那个战争年代的人的生存状态，有一种实实的在场感。 其次《围城》最为人称道的是精彩生动的描写，一个个妙喻把作者的想像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 《围城》还包含深刻的文化寓意，作者本身就是渊博的大学者，他把一些文化批判巧妙地寄寓在小说中，彰显精湛的艺术造诣。 总之，《围城》是部浅的人读来有趣、深的人读来有味的伟大的小说。
《围城》内容介绍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 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 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 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 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 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 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 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 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 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
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 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 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 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 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
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 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书中的主人公方鸿渐的家乡是以打铁、磨豆腐出名的。 有人读到这里，不免得意地说：“这不正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正是无锡人吗！”
若因此便断定方鸿渐就是钱钟书，恐怕是极为不妥的。
虽说二人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来自无锡，都曾因岳父帮助而谋得一职，并且都曾在大学任教。 但事实上，方鸿渐只是钱钟书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在这部小说里，每一个人物都是虚构出来的，他们本身都是一个复合体，没有谁的个性、背景是单一的。
据钱钟书所说，方鸿渐的取材源于他的两名亲戚，一个志大才疏、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
《围城》出版以后，他们两人都读了这本书，但并没有认为方鸿渐的形象就是自己。
实际上，不会有任何人愿意承认自己就是方鸿渐——不过，可能真的有这样的巧合，现实中就存在着一个方鸿渐一样的人。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 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 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围城》里面的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
善用比喻《围城》中的妙喻有三种，一是真实的写景写事物的形象比喻，读来令人?>舒畅，感觉恰到好处。 二是抽象的思维和感觉运用具体的物象来比喻，或者反行之，读来让人觉得新奇，玄妙。 第三种是利用喻体和本体在价值等级上的强烈反差逻辑性，达到对对象的嘲讽贬抑，使作品更显诙谐、幽默。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钟书的本意。 “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 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这就是点题之笔。 钱钟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 “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钟书本人的一生。 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文革”期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视为“鬼蛇”，开始了他们的学校生活。 钱钟书作为一名专职通讯员，受到大字报的批评；
杨江打扫厕所，种菜，剃光头。 在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钱钟书一家吃尽苦头，消耗精神体力，浪费时间，自然成为钱钟书不写第二部小说的原因。
文化领域创作者云龙
